轉型正義以韓國為師
 
 
轉型正義以韓國為師:韓國黯黑之行的意義

1996年3月我在一家電視台擔任總編輯,外電新聞傳來韓國前總統全斗煥與盧泰愚被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與十七年的重刑,當時的金泳三總統痛罵這兩人「破廉恥」(寡廉鮮恥),這當然是當天的頭條新聞。半年後我去長春開國際會議和中國學者閒談時,仍是環繞著這件史上僅見的兩名前總統同時站在司法審判台的大事。
  
當時台灣的某位高層,對金泳三如此司法侍候兩位前總統,直呼不可思議也認為金泳三未免太「無情」了。但是韓國卻是全民額手稱慶,因為全斗煥政變奪權後又屠殺光州,後來的鐵腕暴政幾乎讓全民受害,所以司法對他們的清算,至少還給了光州人最起碼的正義。
  
韓國對軍事獨裁全斗煥「第五共和」的清算,歷時十七年(其他案例暫且不談),算是亞洲「現世報」轉型正義最快、最具成效、最讓其他國家欣羨的案例。以至於每當二二八事件被台灣人怨嘆,經過五、六十年後乃至於今天仍然「真相不明、責任歸屬不清」時,韓國的轉型正義經驗往往成為比較與參考的範例。
  
我從2007年至2017年參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及高雄市「人權委員會」之後,讓我從一個媒體逃兵蛻變為「人權傳教士」,幫助國人與學生了解韓國的「過去清算」,成了老天賦予我的社會責任,於是我幫助了二二八事件的國際化,也幫助濟州四三大屠殺踏出「世界化」的第一步。
  
十年間累積的實務經驗與人脈關係,成為我的新資產。如何分享給更多人、再影響更多的年輕世代,也就成為我的新使命。

幸運之神總是眷顧著我。當我每個月都忙著三、四場「轉型正義的他山之石」巡迴演講之際,教育部制定的108課綱讓我更加忙碌。為了讓高中歷史與公民老師能夠更加深入了解韓國落實轉型正義的作法,在范巽綠次長的推動之下,由國教署執行了兩次韓國人權遺址的踏查活動,2018年與2019年兩次的行程都是我規劃的,兩次參訪的遺址完全不一樣。黯黑行參訪的遺址,都已由同行老師分別撰稿,收錄在研討會專刊裡,在此就不再贅述。

台韓兩國在二戰之後,都經歷了冷戰反共體制下的意識形態鬥爭,新殖民者與接收者的蠻橫統治而導致大屠殺的發生,無數的無辜生命被犧牲了。而且蹂躪人權事件發生的時機,竟然是如此的巧合,世界上恐怕找不到「悲情現代史」這麼雷同的難兄難弟了。
  
自從我參與二二八、美麗島事件與韓國的交流之後,曾經有一年的二二八放連續假期,學生都很開心。但是問他們為什麼二二八會成為國定假日,二二八事件又是什麼?全班竟然沒有一個人答得出來。因為二二八事件已經被「泛政治化」了,如果課堂上專講二二八,學生很可能會認為我在給他們洗腦,或在講他們祖父世代與他們無關的歷史問題。
  
但是二二八是當代台灣所有問題的根源,每個家庭直接或間接、或多或少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我做為承先啟後的中間世代,對於二二八這個重大的慘案,不教絕對不行,否則就是「師之惰」與「師之過」。

於是,2007年以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電影「華麗的假期」在韓國造成轟動,我從隔年起就以此片巡迴各地演講,並且在每一門課都放映給學生看,幾乎每次整個教室都成為一片淚海,我再解說韓國如何能夠在光州事件十六年後(1980~1996)落實轉型正義。於是,學生就會去反思台灣的二二八為什麼做不到?

所以我認為,轉型正義師法韓國是最直接又有效的作法。然後再帶老師們去韓國的不義遺址現場踏查,更具意義與實效。再加上韓流的大眾文化在台灣已經流行了近二十年,年輕世代對韓國社會文化的接受度也相對比較高,老師們以在韓國的親身體驗,做為人權與轉型正義教育的教材,正可以達到因勢利導的效果。

轉型正義「以韓國為師」並不可恥。大家可以拋棄對韓國既有的成見與誤解,不論老師們是「哈韓」或「反韓」,請先「知韓」!我從事韓國研究與台韓比較將近半世紀,我都不得不承認,在轉型正義這個領域,韓國比我們強過數十倍。台灣人請加把勁,「真想贏韓國」不是靠嘴叫叫就可以,請大家起而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