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濟州四三」正名的第一步
 
 
為「濟州四三」正名的第一步
 
二○一八年四月四日在濟州島人發源地的「三姓穴」巧遇本書作者玄基榮先生,當晚又在紀念「濟州四三」七十周年頒發「特殊貢獻獎」的餐會上遇到他,距二○○八年在濟州初次與他短暫見面已相隔十年了。這次跟他長談之後才發覺,玄基榮前輩對他的名著《順伊三寸》在臺灣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書名卻不是原本的《順伊三寸》,而改為《都寧山脊的烏鴉》頗有微詞。

他的話雖然沒有說得很重,但隱約中可以感受到他的不快感。畢竟,他在韓國文壇的地位,沒有人可以取代。他曾任「韓國文藝振興院」院長(臺灣雖然沒有相對應的機構,但可以比擬的應該是「國家文藝基金會」的董事長),是第一位濟州島人出任這個職務。二○一八年「濟州四三」七十周年追悼大會時,玄基榮在文在寅總統之先,第一位上台朗誦他的詩,他所受到的尊崇由此可見。所以,二○一九年「濟州四三和平財團」就把特殊貢獻獎頒給了玄基榮,的確是實至名歸。

如果不是玄基榮寫的小說集《順伊三寸》,世人不會知道濟州島曾經發生過這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但因韓文原著被朴正熙獨裁政權長期查禁,國內無法發行,反而被翻譯成日文的版本,在日本引起旅日濟州僑民的重視,進一步也讓日本文學界與學術界引發了共鳴,而開始深入研究。直到一九八七年南韓民主化之後《順伊三寸》才能夠重見天日。

二○一八年從濟州回臺後,我幾度到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開會時,與基金會高層談起玄基榮的懸念,希望能夠為他的《順伊三寸》正名。經過幾番的討論後,終於有了這本《順伊三寸》正名後的新版本。這可謂臺灣二二八與濟州四三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十二年之後最大的盛事。做為臺韓人權團體交流的引水人,確實也感到與有榮焉。

回顧與「濟州四三」的因緣,要從二○○七年說起。那一年是二二八大屠殺六十周年,我替二二八基金會邀請了韓國三個人權團體來臺。其中,光州「五一八紀念財團」一位理事,就是「濟州四三研究所」所長李圭倍教授。原本我對濟州四三大屠殺事件僅止於粗淺的認識,只是從韓國歷史書中的簡單描述以及韓國友人得到相當片段的資訊。一九八五年韓國政府「文化公報部」(相當於當年臺灣的「新聞局」)邀請駐韓的外國記者去濟州島旅遊時,我甚至都還沒聽過「濟州四三」,負責官方文宣的陪同人員當然也不會告訴我們。跟李圭倍教授幾天的相處中,聽到他對四三大屠殺的解說,才讓我對這樁慘案有了更多的認識。

同時,李圭倍教授了解了臺灣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對臺韓兩國在二戰後同時發生這種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悲劇,直呼不可思議,他甚至很認真地做了一些比較研究。離臺前,李教授打趣地告訴臺灣友人:「臺灣二二八是濟州四三的『哥哥』,因為你們早我們一天誕生(1947.2.28 vs. 1947.3.1)。」

發生這種蹂躪人權的悲劇事件,當大哥其實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大家都只能在無奈中苦笑以對。李圭倍教授在歡送晚宴上主動提議,濟州四三研究所想要跟二二八基金會簽署MOU,更熱絡地促進雙方的交流合作關係,光州的五一八紀念財團當然也非常樂意簽署。

於是二○○七年五月中旬,二二八基金會高層回訪韓國時,就在濟州與光州先後與這兩個人權團體簽署了正式的MOU,為二二八的國際化踏出了第一步。此後,我們更建立了水乳交融、相濡以沫的感情,直到今天。

人權團體之間的交流,竟然是如此一拍即合,確實是我當時與韓國人交往三十多年來之僅見。我常開玩笑的形容,就像男女朋友談戀愛時的「乾材烈火」一樣,而且,「你的下一句話還沒有說出口,他已經想到並且替你說出來了。」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苦難經驗,太多的相似之處,所以我們可以用共通的價值觀與思考方式,以及共通的民主語言、人權語言來溝通與交流。

二○○八年二二八基金會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邀請李圭倍所長後任的李銀珠所長來臺,她發表的主題是「濟州四三的正名」,讓我們知道原來「濟州四三事件」的正名迄今仍是爭議不休的問題。雖然「事件」是個中性的詞彙,但是究竟是「屠殺」、「暴動」、「抗爭」仍莫衷一是。因為有太多的真相還掩埋在「事件」背後,所以濟州島人無法接受「濟州四三事件」的用語,他們堅持只用「濟州四三」,並且繼續努力要為濟州四三「正名」。

也就是藉由李銀珠所長訪臺的契機,二二八基金會主動展現我方進一步交流的誠意,承諾出版濟州四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玄基榮的小說集「順伊三寸(阿姆)」(二○○九年出版社誤選了其中一篇「都寧山脊的烏鴉」做為書名,而失去了原書的旨趣),也就是現在呈現在您手上的這一新的版本。十年之後,終於能夠替作家玄基榮的小說集「正名」了。

接著,二○○八年「濟州四三」六十周年時,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柳照遠處長,以及國史館故張炎憲館長、李勝雄律師與我,應邀出席紀念大會與學術研討會,我們的成員有兩位政務官,是層級最高的外賓;我並且應邀在學術大會上代表各國外賓以韓語致詞,臺灣團參與這項盛會備受禮遇。

兩年間與韓國的幾個人權團體流之後,為了擴大交流範圍,當年我為二二八基金會籌辦了「第一屆臺韓人權論壇」,邀請了五個韓國人權團體的代表來臺,包括:「國家人權委員會」、「為求真相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釜山民主抗爭紀念事業會」、光州「五一八紀念財團」、「濟州四三平和財團」。故盧武鉉總統的「國師」宋基寅神父特別以貴賓身分發表主題演說。這是臺韓人權交流的空前盛事。

原本期待這項論壇在臺灣開啟之後,以後能夠每年輪流在兩國的不同都市舉辦。無奈兩國都同時政權輪替,都由保守派總統主政。李明博總統上任後就開始打壓人權團體,刪減預算、縮編組織等,各人權團體都進入了艱苦的蒙難期,對續辦這項論壇都面有難色,以至於「臺韓人權論壇」只辦了一屆就成為絕響,實在讓人扼腕。

儘管在如此困厄的情況下,二二八與濟州四三仍克服了萬般的困難,持續地進行交流。在濟州四三平和財團前理事長李文教先生極力推動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在二○一六年舉行了「從黑暗到天光:濟州四三影像展」,接著二○一七年又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舉行了一次,並在陳菊市長的見證下,濟州四三和平紀念館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簽署了交流合作備忘錄。李文教理事長有感而發地說:「感謝臺灣!臺灣是『濟州四三』國際化的第一站。」

二○一八年適逢「濟州四三」七十周年,臺灣除了二二八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林黎彩董事與楊振隆執行長等人之外,高雄市教育局亦由局長范巽綠率領高雄的人權校長與師生團共十八人參加。臺灣又是參與濟州四三紀念活動人數最多的國家。

臺北市文化局所屬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在二○一九年11月15日舉辦「二二八國際人權展:濟州四三事件」,展期長達半年,這是濟州四三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之後,第三次在臺灣的展出。我也參與了台北館的展出規劃諮商。看到連地方政府所屬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都有Sense想要展出濟州四三,做為濟州四三在臺灣的推手,實在很感驚喜。

也為了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特展,我們都認為玄基榮的《順伊三寸》必須重新正名再版。這本小說集是政大韓文系前教授張介宗嘔心瀝血的譯作,他把玄基榮艱澀的文字與濟州島的方言,甚至韓國人都未必理解的濟州當地用語,很忠實地翻譯出來。這種苦心煎熬,沒做過翻譯工作的人,相信是很難以體會的。我做為這本小說的催生者,也是中文版第一個讀者,今天捧讀介宗兄的筆耕成果,只能以感佩之至來形容。

《順伊三寸》能夠正名再版,也要感謝二二八基金會的支持與贊助。十多年間的共事與合作默契,我們都努力在為臺灣的人權外交盡一分棉薄,跟濟州四三的交流合作一點一滴展現的成果,也證明了「落實人權保障,德不孤必有鄰」。

最後,請容我再嘮叨一句。國人去濟州島旅遊時,不要只流連在賭場,也不要只忘情在它的好山好水好空氣,多涉獵一些濟州島的歷史與文化,多理解一些這個島上發生過的屠殺悲劇,每一個景緻優美的景點背後,都有著斑斑血跡與流不盡的淚水。如此,你的濟州之旅才會更有深度與厚度,收穫也才會更豐碩!

(本文為2019.11.15.「順伊三寸」重印版的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