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因素下的南韓民主進程
 
 
南北韓從1945年終戰後,在強權的扶持下分裂迄今。不僅是南北韓的意識形態對立,南韓內部的左右派、進步與保守派的對立,一直是羈絆南韓民主化發展的重要因素。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以「反共、反北韓」為名而制定的「國家保安法」,至今仍被大部分韓國人民視為鞏固政權的「惡法」。
  
「國家保安法」1948.12.年制訂之後,在1997年修訂時廢除了「反共法」,但是把反共法內的類似條款,併入了國家保安法。原本只是針對北韓共產集團的成員與支持者,但後來也適用於鼓吹、讚揚與唱和他們活動的人。於是,國家保安法就成為針對組織「反國家團體」(包括北韓「勞動黨」與「在日朝鮮人總聯合會」等)或其成員入罪的法律。
  
於是歷任政權都曾沿用此法來起訴左派親北韓的「赤鬼」,但因許多案例不是羅織,就是用來打擊政治異議人士,因此國保法被認為對付反對黨的最有利的政治工具。而且,國保法因為羈押期間可以長達五十天,被認為侵犯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
  
2018.7.26.南韓最高法院將一名違反國保法的媒體人,判處一年半、緩刑三年定讞。這是最新的案例。被告是《民族21》的編輯長安英敏,他在2007年因為跟在日本的北韓特工用email通信,討論「對南韓的宣傳事業」,而以違反國保法「會見通信與讚揚鼓舞」的罪嫌,在2012年被起訴。
  
此外,被告還在各種演講時與北韓政權唱和,宣稱南韓政權(當時是李明博的保守政府)是「反民族」、「反統一」、「反民主」的政權,「南韓是美國的殖民地」等,製作散佈「利敵文宣」。
  
在二審時,他的通敵罪被判刑一年半,但「反國家」的存在與安全,無法判定有積極攻擊而威脅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而判處無罪,但最高法院以緩刑定讞。
  
1998年長年在反對陣營立場自由進步、並曾多次受到國家保安法迫害的金大中出任總統,因大多數民眾仍視本法為防衛北韓有效的法律,金大中任內並未廢除國家保安法,只是減少適用;到盧武鉉執政時,雖仍有依違反國家保安法被起訴的案件,但大多以「緩刑」宣判。
  
但李明博與朴槿惠兩任保守派執政時,就採取完全不同的立場,尤其放任「新右翼」(New Right)的囂張行徑與言論,對自由進步派人士任意扣上紅帽子,導致社會的左右對立態勢加劇。以朴槿惠為例,她擔任總統第一年(2013年)就以國家保安法逮捕民眾高達119人,而且被宣判有期徒刑的人數也大幅增加。
  
南韓跟台灣在1987年因為「六月抗爭」與「解除戒嚴」,而同步邁進民主化的新時代。但是,兩國真正享有自由、民主、言論自由、人權保障,台灣是1996年李登輝總統執政以後,南韓則是1998年金大中與盧武鉉執政的十年間。南韓也因為自由奔放百無禁忌的社會風氣,才能夠孕育韓流文化的盛行。

儘管如此,南韓因為受制於國家分裂的狀態,導致內部的左右對立、地域仇恨等,在民主化以後仍舊難以化解。

1987年全民「六月抗爭」之後揭開的民主化序幕,使得民意要求轉型正義、平反獨裁政權時期不公不義事件的聲浪越來越高。1988年國會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全斗煥家族的非法斂財,以及1980年屠殺光州的真相,全斗煥被迫捐出非法斂得的財產139億韓元,向人民公開道歉之後,躲到深山林內的廟裡閉門思過。

由於全民、各領域、各階層都在全斗煥獨裁統治時期受害,因此,對全斗煥的清算,是不分地域與左右派閥,是全民的共識與憤怒之下,透過社會運動來落實的。

1994年各種社運團體相繼要求追究光州事件的元凶,恢復受難者的名譽,聲望下跌的金泳三總統,被迫發起「歷史導正運動」(Historical Rectification),順應民意的要求開始清算過去。

直到1995年12下旬,南韓國會制定了兩項沒有追溯時限的特別法:「五一八民主化運動特別法」、「破壞憲政秩序之公訴時效特別法」。這兩個特別法制定後,先是前總統盧泰愚以貪瀆罪被逮捕,兩天之後全斗煥也被收押起訴。全斗煥被指控了九項罪名:叛亂罪、內亂罪、違反人道罪、大量屠殺罪、內亂目的殺人罪等,盧泰愚則以共犯被以八項罪名起訴。1996年3月三審定讞,全斗煥從死刑減為無期徒刑,盧泰愚從22年半減為17年。轉型正義初步得到了落實。

直到此時,南韓人民大致相當團結,全都支持司法對全斗煥軍事政變與反民主、反人權罪行的制裁。不過,1997年12月當選總統的金大中,不僅是南韓首次的政黨輪替,也是百濟人一千多年來的出頭天,意義至為重大。

金大中上任時,南韓遭逢亞洲金融風暴的肆虐,國家與人民的資產折損了一半,為了救經濟金大中必須尋求韓國的「藍綠和解」,於是上任後立即特赦兩名前總統,希望自由進步派與保守派能夠攜手共赴韓戰之後最大的「國難」。金大中雖然在三年間就清償了國際貨幣基金(IMF)584億美元的紓困貸款,並以完全的民主化與文化立國政策,帶動了韓流文化的興起,但是也因為百濟人(全羅南北道,又稱湖南)的當家,讓原本的既得利益勢力的新羅(慶尚南北道,又稱嶺南),既妒又恨,雙方的地域仇恨又隱隱發作。
  
南韓真正的民主化是要從金大中執政算起,由於金大中本人就是朴正熙與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的政治受難者,他執政後轉型正義已經初步落實,於是他透過制定特別法,設立各種直屬總統的機構,例如:國家人權委員會、真相和解委員會、疑問死真相追究委員會、民主化運動審議委員會等,透過這些機制來保障人權並深化民主;並且從1998年開始停止死刑的執行,至今已被國際認定形同廢除死刑的國家。

做為金大中接班人的盧武鉉總統,在2003年上任後,更是揭開了南韓最自由、最民主、最多元奔放的新時代。但是因為他只有高商畢業的學歷,在韓國主流菁英社會被視為「賤民」,而遭到保守陣營、既得利益勢力的大財閥,乃至於保守媒體的聯合抵制,地域與派閥對立的態勢更為嚴重。下台之後,他以跳懸崖自殺來明志,成為死後更受尊崇的悲劇英雄。
  
盧武鉉執政的後半期,大財閥紛紛到日本借貸零利率的資金,回國大炒地皮,使得首爾江南地區的房地產在三年間暴漲了263%,做為產業火車頭的房地產價格暴漲,自然也造成所有物價的大幅上漲,盧武鉉的經濟失政,讓打著CEO救經濟口號的李明博能夠乘勢而起,但是也因而讓保守政權復辟成功。

李明博上任後,極右派勢力跟著崛起,這些被稱為「New Right」的保守派,開始將過去十年金大中、盧武鉉時代標籤為左派政權,對自由進步陣營大肆打擊,當年被派到濟州島屠殺無辜的殘暴「西北青年團」誓師復活,儼然要遂行政治清算與報復。即使已經民主化成功的韓國,在保守政權復辟後發生了諸多「反人權」與「民主倒退」事件。
  
商人治國的2MB(李明博英文名字的縮寫,被韓國人嘲諷為腦袋容量很小),在New Right勢力主導下,重啟以違反「國家保安法」起訴反政府的在野人士,激化南韓社會的左右對立,被認為是極端「反民主」的作為。例如,2008年4月至6月發生的反對美國狂牛病牛肉進口的燭光示威,遭警方暴力鎮壓,首爾大學法律教授出身的安京煥主持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發布聲明譴責過度濫用公權力鎮壓示威,於是遭到行政部門的報復,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與監督政府的功能遭到嚴重的蹂躪。韓國於是從聯合國 ICC(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es,國家人權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的副主席,淪落為人權「待觀察」的國家,也就是從模範生變成留級生。

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16年,2001年∼2007年的金大中與盧武鉉兩任自由進步政權時期,算是最順利推展人權保障工作的全盛期,但是2008年∼2016年李明博與朴槿惠兩任保守政權復辟之後,就是「大災難」的開始。隨著政權的交替,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立即面臨危機。2009年提前辭職的安京煥委員長立即向憲法裁判所對總統提告。後來雖以敗訴收場,但李明博政權對人權機構的打壓,已使韓國的人權水準在國際社會的評價失墜。

2012年李明博為了保護自己卸任後,不致於因貪瀆弊案遭到朴槿惠政府的司法追殺,指使國家情報院動員五毛族網友介入總統大選,積極為朴槿惠輔選,並極力醜化當時反對陣營的文在寅,國家情報院煽動輿論干政事件於2013年初遭揭發後,引起南韓社會譁然,院長元世勳因而被起訴現正在坐牢中。

2013年上任的朴槿惠是繼菲律賓艾奎諾夫人之後,東亞第二位當選總統的女性。但是她的當選,除了國家情報院操弄選情奏效之外,其他的因素是五、六十歲以上受惠於朴正熙經濟發展成果的老世代,以超高的投票率,把他們對朴正熙的鄉愁移情轉嫁給朴槿惠,並不是因為朴槿惠個人的「領袖魅力」(charisma)得到選民的肯定。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年輕世代選民對政治的冷感,逃避選舉的低投票率,才讓朴槿惠能夠勝出。

事實上,在2013年國家情報院被揭發介入總統大選時,不僅違反了「選罷法」,也違反了「國家情報院法」,因而落選受害的文在寅陣營,確實可以提出「當選無效」之訴,因為國家最高情報機關的作法,已經涉嫌「意圖使人不當選」的起訴條件了。文在寅陣營未繼續追究,實在令人費解。
  
但是,執政才一年的朴槿惠政府,因為2014年「世越號船難」造成304條人命的受難,開始讓人民質疑她的領導能力。因為這場重大的人權悲劇,是導因於官僚體系全面失能所造成的「人禍」,從中央到地方的不作為與無作為,讓那些年輕生命平白犧牲了。對船難的冷血,也預告了朴槿惠的執政黨在2014年地方與2016年國會選舉的慘敗,儘管如此,朴槿惠政權並不在乎,繼續在「新右翼」的主導下,對反對陣營扣上「赤鬼」的紅帽子。
  
2014.12.19.「憲法裁判所」(即憲法法庭)經法官表決後宣佈,以違反國家保安法解散左派小黨「統合進步黨」,並沒收所有財產、禁止再度成立替代性質之政黨,該黨5位國會議員立即喪失資格,這是韓國史上首次有政黨被憲法法庭判決強制解散。憲法裁判所發出聲明稱:「統進黨真正目的與活動,是要以暴力來一次達到實踐『進步民主』,最終達到朝鮮式社會主義的地步,實際上已明確招來危害基本民主秩序的危險性。」

憲法裁判所做出解散統進黨之前,是因為該黨一名國會議員李石基在2013年中,被舉發秘密集會,發表支持朝鮮(北韓)政權的言論、唱誦朝鮮革命歌曲,並研擬破壞國家基礎設施,被韓國檢方以違反《國家保安法》起訴,韓國法務部因此向憲法裁判所提交解散統合進步黨的要求案。李石基因「內亂陰謀」事件後來被被判處9年徒刑。
  
在憲法裁判所以8:1通過解散統進黨後,該黨主席李正姬公開批判說:「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被全盤否定的暗黑時代再度被開啟,朴槿惠政權讓韓國朝獨裁國家之境後退。」
  
至此,我們應稍微檢視一下韓國的「國家保安法」的一些相關條文。
  
第一章第十條(知情不報):明知有觸犯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項(只限第一項的未遂犯)、第四項之罪(反國家活動)者,卻未向調查機關或情報機關舉報者,處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二百萬韓元以下之罰金,但若與主犯有親戚關係者,其刑得以減輕或免除。
  
第一章第十二條(誣告、捏造):一、意圖使人遭刑事判刑為目的,而誣告或捏造、湮滅、隱匿證據者,依各條款所訂之刑量處罰。二、從事犯罪調查與情報工作的公務員,或輔助者及指揮者,若濫用職權時,犯第一項的行為者,與第一項的刑量相同。但若法定刑量最低不及兩年,以兩年處理。
  
第四章第二十一條(獎金)最高二十億韓元,2016.12.為準。一、向調查機關或情報機關通報或逮捕觸犯此法者的人,依總統所定的規定支給獎金。二、知曉與逮捕觸犯此法者的調查機關或情報機關,等同第一項。三、逮捕觸犯此法者時,若因反抗或交戰而不得以遭殺害或自殺時,得與第一項相同支給獎金。

由此法的相關條文看來,隱匿、知情不報、為得獎金等理由,都可以讓人入罪。這也就是南韓以「國家分裂」為由,牽制人民的言行,而使此法被視為打擊反對黨或異議人士的惡法的原因。
  
朴槿惠「反人權」與「反民主」造成的民怨,在2016.4.13.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跌破大家的眼鏡,執政的「新世界黨」議席未過半。南韓國會繼1988年(125:174)之後,再次出現「朝小野大」(122:178)的結構,南韓選民用選票制裁獨裁又傲慢的朴槿惠政府!算是對她的不信任投票,也為清算朴槿惠的劣行劣跡揭開了序幕。
  
但是,2016.4.發生中國寧波北韓餐廳12名女性員工被經理帶領集體叛逃南韓的事件,這個事件到兩年後仍餘波盪漾,一般相信,她們是在南韓國家情報院的策動之下,為了在國會選舉之前,為執政黨製造有利的宣傳效益,達到勝選的目的,但是民主化之後成熟的選民,已經不再會受這種炒作的「北風」(打北韓牌)所欺騙,執政的大國家黨仍舊遭到慘敗。
  
接著,因為崔順實閨密干政事件爆發,2016.10.~2017.3.的「燭光革命」將倒行逆施的朴槿惠政權推翻,先是國會通過彈劾,憲法裁判所進一步全員一致通過「罷免」,2017.3.31.朴槿惠被收押審判。至此,我們可以這樣看待朴槿惠:她是一個獨裁遺緒的復辟(2013∼2017),一個封建時代的獨裁卻統治民主化已30年、充分受到民主文化薰陶的民主公民,當年獨裁歷史創造了她,但是今天人民創造了歷史,請她滾蛋!
  
南韓人經常以分裂國家的「特殊性」,來合理化「不合理」與不符合民主國家的常態思維。儘管如此,「國家保安法」的存在,不應該成為影響或阻礙南韓民主化進程的藉口,畢竟誰都不能否認,「國家保安法」都是獨裁或保守政權用來對付本國異議人士的政治工具,1970與1980年代的獨裁政權時代固不用說,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尤其又是自由進步陣營執政的今天,「國家保安法」沒有理由繼續存在,繼續用來打擊政治異議人士。

尤其是兩韓從2018年二月以來的和解,三度高峰會的舉行,都將為兩韓關係締造新的局面。文在寅總統也因為兩韓和解,而使支持率高居不下。南北韓未來簽署「和平協定」來替代「停戰協定」,也是指日可待;雙方進一步達成協議,重開「開城工業區」與金剛山的旅遊,乃至進一步的經濟交流與投資基礎建設,都是可以期待的。在南韓已經全面民主化,又與北韓和解的態勢下,「國家保安法」的修訂或廢除,是文在寅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
  
韓國迄今並不如台灣,人民可以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韓國人民因言賈禍或遭文字獄,仍層出不窮。再加上韓國人的「集團性」的民族性,以及「一元化」的社會思維(很容易啟動「集體制裁」的力量),確實很難改變落伍的觀念。更遑論南韓社會的左右對立、地域仇恨根深柢固,至少還需要兩個世代以上才有化解的可能。韓國人所謂的「南南葛藤」(湖南與嶺南的糾葛),確實是分裂因素之外,另一個阻礙民主進程的重要因素。

儘管南韓經常以強烈的民族主義對外團結一致,但是對內卻是常因歷史因素(諸如:三國時代與黨爭造成的對立)而紛擾內鬥不斷。悲劇的宿命與不斷循環,形成了這個國族「恨」的情愫。「恨」果真能夠隨著民主化而化解左右對立與地域情結嗎?恐怕韓國人自己都無法回答。儘管如此,未來文在寅政府如何修訂或適用「國家保安法」,仍待密切觀察。因為此法必然是南北和解的最大障礙之一。

相較於南北韓已經在邁向和解之路前進,但是兩岸之間的情況卻迥然不同,北京現在仍極端敵視台灣,並且透過各種不同的卑鄙手段,在製造假新聞意圖製造台灣內部的混亂。

已經民主化三十年的台灣,雖然不能走民主化的倒退路,為了防堵假新聞而制訂「國家保安法」,但是在面對強大敵國,以及它所豢養的同路人、第五縱隊、附隨團體,不斷在鼓舞、讚揚、唱和,甚至製造惡意的謠言、假新聞,來混淆視聽、動搖台灣社會的安定,台灣應該制訂「言論自由保障法」,藉由此法來界定與釐清何種言論自由是必須受到保障,何種言論是不容享有自由的。

畢竟,台灣與中國社會本質的不同,台灣社會的自由民主與開放,不能成為北京肆無忌憚進行滲透與統戰的場域。台灣的新聞自由已經被濫用,媒體享盡無限的自由,卻完全不負起社會責任,這種變質與惡質的現象,只有靠法律制裁才能夠奏效。


(本文為2018.9.16.發表於「台灣新世紀討論會」聯合國國際民主日與東亞民主發展之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