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與平和》季刊專訪朱立熙
 
 
《43與平和》季刊特別專訪: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朱立熙老師

「和平與人權的傳教士」朱立熙老師:比較研究台灣228事件與濟州43事件的碩學

對談:濟州「43平和財團」事務處長 姜昌甫

Q:朱老師請問您關心韓國研究的背景是?


A:我在台灣學界被稱為「韓國通」。在國立政治大學主修韓語系後,從事了二十八年的媒體工作。過去二十年在大學教授「韓國研究」相關課程,也做了十年的國際人權交流工作。

其中,我人生的黃金時代是在韓國度過的(1981-1988),在延世大學大學院歷史科唸碩士課程,後來以「聯合報」駐韓國特派員,在韓國度過了三年「艱苦」的日子(1985-88)。

我見證了「第五共和」最殘暴的獨裁政權,以及為了對抗暴政的1987年「六月抗爭」。三十年前在第一現場採訪的經驗,現在都成為我「活生生」的教學材料。在台灣的媒體圈與學術界確實沒有第二個跟我有同樣經驗的人。

近年來,除了韓國研究的教學與國際人權交流之外,我還努力在做「知韓」的教育與傳播,希望讓「哈韓」與「反韓」的兩極化對立的台灣社會,能夠「正確認識新韓國」。

Q:台灣的228事件與濟州的43事件非常類似。

A:在中國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從1944年就確立了「不讓台人治台」的基本政策。對台灣人而言,國民黨軍隊與外省人來到台灣統治台灣人,無異於再度受到外國人的殖民統治。而國民黨軍隊與外省人對文明更先進的台灣人,卻充滿了歧視,因為他們視台灣人為戰敗的日本皇民。
  
2.28事件是起因於1947.2.27.一件專賣警察過度查緝私菸,導致旁觀路人被槍擊死亡,引發群眾於隔天到專賣廳縱火示威,並到「行政長官公署」抗議,造成數人死亡的流血事件,進而擴散到全島各地引爆大小規模不等的抗爭。全島犧牲的人數為18,000~28,000人。
  
原本對「回歸祖國懷抱」的熱切期待,在祖國來接收的一年半之後徹底破滅,因為祖國軍隊在全島展開的大屠殺,許多台灣的菁英在事件過程中,被殺害或被逮捕而失蹤,而且,對無辜人民的大屠殺,為日後震懾人民的高壓恐怖統治做了預先的警告,因此,這是有計畫的大屠殺,為新的殖民政權統治台灣而鋪路。從這樣的意義而言,228事件可說是二戰期間對日本敵人殺戮的延續。

Q:若與濟州43事件比較的話?

A:濟州43事件是美軍事政府進來以後,道知事等高級行政官員都由半島陸地派來的人所構成,由於新統治集團的無能與貪腐,導致物價暴漲與民生物資的短缺,加上傳染病的蔓延,使得民怨與憤怒達到最高潮。

濟州4.3還因左右意識形態的對峙,濟州島民因為不希望國家分裂,希望能夠建立統一的政府而拒絕參與選舉,卻因而被視為共產黨的大本營而慘遭大屠殺,連無辜的幼兒與老人都被殃及。

台灣2.28跟濟州4.3的差異,是美軍躲在幕後指揮,由韓國人自己動手屠殺。當時台灣並沒有美軍駐屯,所以不像濟州4.3有美軍的直接介入。但是祖國來的軍隊對台灣人的大屠殺,甚至比外國軍隊更殘暴。兩個屠殺事件事實上已形同戰爭時的「違反人道罪」與「大量屠殺罪」,依照國際公約這是永遠可以追訴的戰爭罪行。

台灣與濟州這兩個大屠殺事件,都在國家長期戒嚴之下受盡折磨。在戒嚴令下,2.28是不能討論的禁忌,受難者與家屬都長期受到監視與迫害,戶籍謄本上被登記為「2.28暴徒家屬」,使他們連就業都不可能,長期生活在屈辱與痛苦的悲情中。

濟州4.3也在獨裁政權時期,有長達40年的禁忌。受難者與家屬長期間都不能談論43事件,因為被視為赤匪連坐處分等,而受盡「恐共的紅色煎熬」。後來要求調查真相與恢復名譽的活動,都被視為非法集會而遭到鎮壓;這種羞辱對他們實在太不公平,他們的靈魂也不可能得到安息。

Q:228事件的平反與真相追究?

A:台灣與濟州這兩個大屠殺事件,還有一個共通點,台灣228事件之後,從1949年起實施了長達38年的戒嚴令,在高壓統治之下,主張台灣獨立者或是左派的社會主義者,都在「白色恐怖」時期遭到迫害,有八千多人被槍決,十四萬人受到連累,這又很像韓國發生的「輔導聯盟」事件。
  
被驚嚇到的台灣人於是開始產生「台灣獨立」的思想。但是在國民黨高壓控制之下,在島內根本不可能公開談論台灣獨立的問題,許多菁英於是流亡到美國、日本與歐洲,去宣揚台灣獨立的理念。此外,島內的人民也因為對國民黨的恐懼與仇恨,對日治時代的法治秩序,產生強烈的懷念,許多台灣人因為對日本的鄉愁,而有著「親日」的感情。
  
這一部分希望韓國友人能夠理解。因為台灣不像韓國,被日本殖民統治之前朝鮮就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四百年歷史上,一直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台灣人沒有自己當主人而建立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也因為島內種族太多,而無法建立單一的「台灣人民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
  
雖然民主化時代也跟韓國一樣同步開始,但是因為媒體被國民黨長期操控,加上國民黨與政府各部門仍未交出相關的資料,以至於真相追究的工作進展非常慢。
  
台灣在民進黨政府再度執政之後,已經透過立法開始追究國民黨不當掠奪的黨產,同時促進轉型正義的特別法也即將通過,蔡英文政府已承諾對於2.28真相的調查,以及對加害者的責任追究,會加快腳步去落實。台灣脫掉那個殺人魔的虛假外衣,應該不會太遠了。

Q:如同228事件的平反,台灣如何做轉型正義的教育?

A:台灣的年輕世代對2.28事件相當陌生、不關心,甚至非常冷漠。學生們只知道2.28這一天是國定假日,但是他們並不關心也不想去探究228的真相。在學生普遍對「2.28冷感」的情況下,要去啟蒙年輕世代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
  
最好的方法只有透過教育,影響一人算一人,感動一個算一個,只有像苦行僧一樣「一步一腳印」地去做,才會得到效果。我的具體作法,是借用鄰國韓國的故事去啟導學生。我的每一堂課,都會放映光州抗爭的「華麗的假期」這部電影給學生看,看完之後整個教室成為一片淚海,然後我再跟學生解說韓國的過去清算是如何做到的。聽完我的解說之後,學生回去就會開始思考,為什麼韓國的過去清算(對兩名前總統司法起訴並且判處重刑)可以做得到,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我從2008年開始在台灣學風最保守的國立政治大學(前身是國民黨的中央黨校)這樣啟發學生之後,效果非常好,我知道現在政治大學有十幾位教授也在他們的課堂上放映這部電影,這樣的啟發式教育還擴散到其他大學。
  
2015年我新開了一門課「韓國過去清算電影的鑑賞」,對學生啟發教育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濟州4.3的電影「芝瑟」。這門課三年來在政大校園非常受歡迎,每年選課的學生達一百五十人。除了大學校園之外,我也經常巡迴全台灣各地去演講,只要各地的NGO邀請,我都不會拒絕。
  
到現在為止,平均每個月會有五場到外地的演講。許多地方的NGO或大學生的社團都很窮,大部分的演講都沒有酬勞,但是既然身為「人權傳教士」,這是我的使命也是社會責任,這也是我此生最後對台灣所能做的事情。

Q:你自許為人權傳教士的決心是?

A:2007~2009我以「社會公正人士」擔任政府出資的「行政院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這是由行政院長(韓國的國務總理)提名的榮譽職。
  
2007年正好是2.28事件六十周年,我邀請到韓國三個人權團體的代表來台灣參加紀念活動,包括「為求真相和解的過去史整理委員會」常任委員金永燡博士、光州的「5.18紀念財團」理事長李洪吉教授,以及當時「濟州4.3研究所」所長李圭倍教授。這次韓國貴賓來台,為2.28事件的「國際化」與國際交流踏出了第一步。
  
當年的228學術研討會我發表了一篇「韓國5.18與台灣2.28的比較」的論文,花了半年時間,讀了兩百多萬字有關5.18的韓文、日文與中文資料,把原本只需要中文二萬字的論文,寫到了九多萬字,於是就出版了一本書「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我是先從5.18的研究再轉回研究自己國家的2.28,也就是先從「國際化」再回到「本土化」(localization)。
  
2007年5月中旬,2.28訪問團到濟州,先與4.3研究所高喜範理事長正式簽署了MOU,接著再到光州與5.18紀念財團李洪吉理事長簽署MOU,為兩國三個人權團體的合作與交流揭開了序幕。
  
有了這樣的交流機制之後,後來我幾乎每年都到濟州與光州,繼續蒐集相關的資料,繼續做深入的研究,並且把研究的成果與台灣學者分享,並且到今天為止,做為教學的教材,啟發更多台灣年輕世代對兩國人權蹂躪事件與過去清算的重視。
  
如果要問我如何開始做兩國的人權研究,我只能說一切都是「緣分」。我跟李洪吉教授有共同的韓國人好朋友,我跟李圭倍教授像是兄弟般的感情,這樣的情分,如同我經常喜歡開玩笑說的,人權工作者相遇,就像男女朋友的交往「乾材遇到烈火」,不需要太多的語言,靠心靈與義氣的契合就會一拍即合。不是嗎?

Q:您對教育的信念是?

A:台灣人常說:「教育是良心事業」,同樣是儒家文化圈也都重視教育的韓國,是否也有相同的說法,我並不知道。但是,教師只有秉諸自己的良心,認真從事教育工作,才能對得起學生。良心之外,愛心與耐心也不可缺。
  
我因為沒有小孩(結婚前就跟妻子約定不生,要把人生奉獻給社會),所以我把所有的愛心都給了學生,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

台灣也有這樣一句話:三流的老師教「書」,一流的老師教「人」。只會教課本的老師,只是在混日子的平庸之輩;但是偉大的老師是以教出真正的人才為職志。

不過,在良心與愛心之外,我認為,還有一項不可缺的,就是對教學的熱情。把學生當大人一樣對待,尊重他們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絕不能以權威主義或家父長制的方式對待他們,把他們視為平等的個體,傾聽他們的心情與苦悶,化解他們的困難,只有老師用熱情與認真對待學生,就能感化學生而教出人格健全的學生。

十年前開始從事人權工作之後,這種感受更為強烈。教學不只是要教出好學生,人權教育更是要教出尊重人權的「好人」。當一個社會好人佔大多數的時候,那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

Q:您如何看待濟州43的解決過程?

A:台灣的2.28事件跟濟州4.3事件經過真相調查報告的出版,以及國家元首代表政府向受難者與家屬公開道歉,如此的解決過程雖然值得肯定,但是事件並未結束。因為兩個大屠殺都是「真相不明」、「責任歸屬不清」。
  
否則為什麼都只有受害者而沒有加害者?誰是真正的元兇?2.28的元兇很顯然就是那個已經被「神格化」的蔣介石;4.3的元兇則是美帝國主義者。
  
濟州4.3事件應該追究美國政府的責任。要求美國公開當年的外交檔案,是誰下的屠殺命令?是誰傳達給誰去執行?對於執行過當是否留下紀錄?只有一一調查清楚,才能夠釐清屠殺的責任。
  
並且,進一步要求美國負起賠償死難者的責任。「老斤里良民屠殺事件」的真相調查,都已經迫使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以「深表遺憾」(Deeply Regret)來向死難者表達歉意,濟州4.3繼續追究的話,一定也能向美國討回公道與尊嚴。做為外國人研究者,這是本諸良心與道德,言我所該言。

Q:明年就是濟州43事件七十周年,您的感懷是?

A:2.28事件今年屆滿七十周年,我們的真相還沒有釐清,元兇也還沒有被追究責任,台灣有不少人被這場大屠殺驚嚇到成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嚴重患者。
  
這是四百年來都被外來殖民政權統治後的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台灣人很自卑,也很懦弱,更充滿了妥協性格。只要哪個政權能給他們溫飽,他們就溫馴的歸順當權者。而與加害者合流,甚至成為他們的幫兇。所以,我們不敢向加害者要求公道與正義。
  
從2.28受難的世代,到被國民黨洗腦的世代,再到2014年的「太陽花學生運動」的覺醒的世代,民主化以後誕生的台灣年輕人,比我們這一代強太多了,他們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會挺身出來抗爭,他們也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獨立國家。這是台灣未來希望之所繫。
  
同樣的,韓國從去年十月底爆發崔順實壟斷國政事件,一直到三月三十一日朴槿惠前總統被收押,韓國的民主化世代每個周末舉行的燭光示威,發出了年輕人的怒吼,這場「世代革命」同樣讓世人激賞,韓國的「覺醒世代」所展現的道德勇氣,讓台灣跟濟州不再是同病相憐的難兄難弟了。
  
我們的下一代有著共通的價值觀、說著共通的民主語言,他們都是積極上進的優秀世代,是我們兩邊可以傲世的好兄弟。
  
明年4.3七十周年,希望有更多來自韓國各地的新世代到濟州參加紀念活動,讓4.3的人權與和平文化能以七十周年為契機,昇華為全國性乃至全亞洲性的「人權和平文化慶典」。

Q:您認為濟州43國際化的方向應該如何做?

A:2.28與4.3可以手攜手,以我們共同擁有的受難經驗以及道德正當性,向「人權落後國家」輸出我們的人權文化。至少對東南亞的「人權開發中國家」,我們可以透過國際結盟,以每年的例行或輪流主辦的人權青年營,來向下紮根人權種子,讓各國的年輕世代從交流中建立共識,他們所希望生活的人權國度是甚麼樣子,由他們自己來設計與規劃。
  
因為從事教育工作的關係,我非常重視世代傳承,一定要把人權的火炬傳給年輕世代,老人只需要站在後面助他們一臂之力,讓他們規畫他們自己的未來,權威主義、官僚主義、父權主義等的思維,都必須全面拋棄。
  
民主化時代的人權觀,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沒有階級、沒有歧視等等的普世價值之上。
  
台灣的太陽花世代與韓國的燭光示威世代,有太多價值與理想的相似性,一定要讓他們多多交流,交換心得與經驗,為以後輸出人權與和平文化奠定札實的基礎。

Q:最後還有想要說的話嗎?

A:如果可能的話,我是多麼的期待台灣與濟州可以攜手把人權文化傳送到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這絕不是天方夜譚或癡人說夢。
  
一個沒有人權的中國,就不可能是自由民主的中國;而中國只要一天不民主,它就永遠是東亞和平的最大障礙。
  
一個和平民主重視人權的中國,才是它周邊鄰居國家安全的最大保障。中國的過去清算,必須從最近的事件開始處理。追究1989.6.4.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的真相,並且釐清責任歸屬。只有確實真摯的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中國的下一代才有希望。這不就是濟州與台灣的年輕世代可以攜手合作啟發他們的事情嗎?
  
我絕對相信濟州與台灣的合作,可以改變亞洲的未來,和平的鑰匙就在我們下一代的手上,放手讓他們去做吧!

原載「43與和平」季刊2017.4.第2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