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張炎憲館長
 
 
週日(2014. 10. 19.)在高雄有六小時的課,無法出席張炎憲館長的追思禮拜向他告別,深感愧疚與遺憾。比起其他歷史學界的前輩,我跟張館長的交情並不算深,但是,他確實是我離開媒體圈之後,改變我這八年生命歷程、引領我進入人權領域的關鍵人物。(下課後才得空寫這篇小文,也請大家見諒。)

時間回到2006年六月下旬。

離開華視不到一年,我剛剛翻譯完成「南北韓,統一必亡」一書,除了演講邀約之外,正在選擇下一部想要翻譯的書。有天晚上,突然接到張館長的電話:「立熙兄,我張炎憲啦!李筱峰教授介紹我找你,說你是本土唯一的韓國專家,能不能寫一篇有關韓國平反光州事件的論文?明年是228事件六十週年,請你來參加學術研討會。」

「光州事件我僅僅知道一些皮毛,並未深入研究啊!我必須從頭開始學習,論文需要寫多長呢?」「大約兩萬字,可以嗎?」「好吧,我試看看,希望不會辜負您的期待。」於是我接下了這個挑戰。這一通電話,讓我走上了人權運動的不歸路。

當時,有關光州事件的中文資料非常有限,一些文獻甚至引用對岸的左派論述,把光州人民的抗爭,以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史觀來闡釋,讓人啼笑皆非。我深感責任重大,非把這篇論文寫好不可。

後來,從研讀百萬字以上的韓文、日文資料,我梳理出大致的脈絡,然後在八月底親自跑了一趟光州,帶回第一手的韓文文獻。當年十二月,這篇論文寫到欲罷不能,從兩萬字寫到了九萬字,我真的把它當一本書在寫。

寫這本書的半年間,我痛哭了三次。第一次是讀到屠殺光州的血腥殘暴,韓國怎麼會有這樣沒人性的軍事獨裁呢?為了光州人的犧牲而哭;其次是讀到南非圖圖大主教的書「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對南非曼德拉的胸襟由衷感佩;最後反思台灣的228,對台灣人的懦弱與無能,流下悲哀的眼淚。

書寫完之後,我又去了一趟韓國,邀請三個韓國人權團體的貴賓來台參加228事件60週年的國際研討會與紀念活動。包括光州「518基金會理事長」李洪吉教授、「真相和解委員會」常任委員金永燡博士、濟州「43研究所」所長李圭倍教授等,此行讓他們對228事件對台灣社會的衝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貴賓離台前,「518基金會」率先提出要與228基金會簽訂「交流合作備忘錄」(MOU),濟州43研究所也跟進。於是,2007年五月中旬,228代表團一行就到濟州與光州簽署了MOU,為228的國際交流跨出了第一步。

這一趟訪韓的成員除了228基金會董事長之外,張炎憲館長也在其中,我則扮演了隨團導覽兼翻譯的角色。兩位部長級的人物在此團,駐韓台北代表部也不敢怠慢,派員在濟州與光州全程陪同。

這趟韓國之行成果豐碩之外,我還意外地被「韓民族新聞」寫了半個版的人物介紹,在光州回首爾的火車上,大家搶著看報紙,無不嘖嘖稱奇,當然也有人頗為吃味,但是我看到張館長的表情,他的招牌的笑容之外,還帶著幾分滿意(或得意),我感受到他那分「沒看錯人」的自得。

隔年,我又跟張館長與李勝雄律師到濟州島,參加43大屠殺60週年的紀念活動。這一趟濟州之行,讓我跟他有比較深入的交談。當天跟李洪吉教授的晚宴之後,我們三人在他的旅館房間把酒長談。留日的關係,他原本是帶著「日本人的韓國觀」在看待韓國,但是兩趟韓國人權之旅後,我發現他修正了過去對韓國的一些偏見。他的好學與吸收力,以及修正既有觀念與成見的治學態度,讓我非常敬佩。

後來,幾次放映光州事件劇情片「華麗的假期」時,他都仔細觀賞。一次在東勢農場舉行的228關懷總會的集會時,他把我拉到一旁問:「那個軍人角色就是盧泰愚吧?」這樣觀察入微的觀眾,是我放映了一百多場之後,唯一「有感」的人。

不久,我被任命為228基金會董事,每個月都會有一兩次機會跟他一起開會討論,他總是不疾不徐,條理分明地陳述見解。我也因為撰寫光州事件的論文,開始專注228事件的研究與理解。

說來實在慚愧,原本我對228事件僅止於膚淺的認知,竟然是從認識光州事件轉而回頭省思本國的人權悲劇。也就是從「國際化」轉回「本土化」。而給我這個認識自我的機會的人,就是張炎憲館長。

張館長是少見的豁達性格,笑罵由人,榮辱自吞。他不計毀譽,一生只為本土留下歷史紀錄而鞠躬盡瘁。雖然結識較晚,時間也不長,但是他每次來電話時總是以謙卑的口氣:「Lip Hee Hya(立熙兄),Li Her(你好)!Wa Yam Hen La(我炎憲啦)!」讓我對這位知人善任、引領我進入人權運動,改變我過去八年人生的長者,不能不執最敬禮。

張館長,您辛苦了,上帝讓您這麼早就休息,就是要喚起更多新世代的覺醒。

敬您一杯!如同那一晚我們在濟州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