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最大的罪惡就是「遺忘」
 
 
版主按: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前委員長安京煥(國立首爾大學法律系教授),12月11日至13日應邀參加高雄市舉辦的「美麗島事件30周年紀念活動」。他也跟前副總統呂秀蓮就「人權問題」舉行了兩個小時的對話。本文是安京煥教授卸任後寫的第一篇文章,投給南韓自由派媒體「韓民族新聞」發表。「玉山週報」徵得安教授同意,全文翻譯如下。

在「世界人權週」要去參加外國舉辦的活動,並不是因爲我在國內沒事幹,而是因爲很久以前所做的承諾:離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務後,我會說出我的心聲。各國政情儘管不同,就人權而言,世界上共通的本質就是「信義」。政治和經商都會爲了眼前的利益或明天的盤算,而變來變去;但人權,是因為愛、情理、良心和覺悟,而有以致之。

但是,對她(呂秀蓮)的提議:「讓我們一起認真討論吧」,我沒有拒絕的勇氣和理由。我也不能因為民族自尊而意圖避免在他國詆毀國家,這也不能成爲好的藉口。因爲我一貫主張,人權不是偏狹的愛國心,而是人類普遍的良心問題。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中華民國」這個國號變得有點陌生。臺灣叫自己「美麗島」,也很喜歡被人家叫做美麗島。如同最初發現這裡的西洋人的讚嘆:「Formosa」,就如其名,是個很美麗的島。早先,作家吳濁流曾自嘲臺灣是「亞細亞的孤兒」。台灣被荷蘭、清朝、日本、中國等外來勢力支配,當地人一再遭到迫害的悲情歷史,並不是已經終結的過去。曾經擁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卻被趕出聯合國,也遭到很多「友邦國家」接連地斷交棄離。1992年,韓國也觀察強權國家的眼色,而搭上無情的時代潮流跟這個島國斷交了。然後很冷漠對待他們。臺灣人雖了解我們的處境,但是強烈的背叛感卻不是那麽容易遺忘的。如果問我,我卸任人權委員長之後,初次選擇去的國家,爲什麽是臺灣?我會說,因爲我對昔日故友一直有著自疚感。

臺灣的南都高雄,是臺灣民主化運動的聖地。30年前,在世界人權日的1979年12月10日,舉行了批判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和平集會。8月間創刊,發行到第4期的月刊《美麗島》雜誌,啟蒙了草根民衆的主權意識。對於主謀者的殘酷逮捕與刑求,接著又被軍事法庭以叛亂罪判處了重刑。有一個走唱歌手只不過唱了兩首歌,也被判了4年,一首歌值兩年。被判了12年的呂秀蓮,從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第一名畢業,又到哈佛大學留學的她,也站在民主運動的中心。她的初戀情人選擇進入體制內,她則決心以民主祖國做為終身的伴侶,當年三十五歲的小姐,她的名字已成爲一個時代的固有名詞,也成爲一般名詞。

隔年5月,韓國也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殘酷事件。當年世界的新聞雜誌在年終號,都在當年發生的世界10大殘酷事件當中把光州大屠殺置於第一名。國際社會的良心,也對兩國的政治犯高度關切。爲了他們的釋放,國際輿論也持續施加壓力。當時,在資訊比較開放的外國留學的兩國留學生,面對錯愕的真相,變得非常畏縮。其中,還有監視同學動向的職業學生。呂秀蓮的名字,對臺灣留學生是「一級的禁忌」。

這些都已事過境遷,兩國的狀況也有極大的變化。韓國昔日的死刑犯當上了總統,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今,也已經辭世成了歷史人物。呂秀蓮女士也在出獄之後,投入了政治活動。在萬年的戒嚴解除之後的新時代,隨著民主勢力的掌權,她當了兩任、八年的副總統。但是,政治也跟著世事的形移勢轉而消長。重新掌握政權的「外省人」舊勢力,將主張台獨的前總統送進了監獄。這樣的舉動,可以令人感受到是大陸政府的強大壓力。新政府似乎信奉著:「台灣終究應該成為中國一部分」的政治哲學。不管這是當為,或是務實,甚或是背叛,對於主張台獨的人來說,是完全無法忍受的「自我存在的被否定」,更是不正義的行為。

討論時間超過預定的兩個小時很多,許多的提問接踵而來。有著讓後進國家欣羨的經濟,以及人權已躋身先進國家行列的韓國,為何突然成為國際社會指責的對象?為什麼又殘暴鎮壓遭撤離的居民,將他們封口又五花大綁架離的新聞報導連續好幾天。真相到底是甚麼?真讓人難以啟齒回答。他們也沒有窮追不捨一定要得到答案。只是想要借鏡韓國的經驗,進而引導出台灣本身的問題。最後我們共同得出的信念與真理是:「政治與人權併行,將會永遠存續;若政治與人權背離,終究會走向破滅」。對獨裁者而言,人權只會攪亂秩序,並非提升秩序的過程。但如果仔細探究,誰是這世上的問題製造者?誰又是問題解決者?是壓抑的一方,還是吶喊的一方,能夠提供解答的線索呢?

以主權獨立國家的身分、台灣的名字重新加入聯合國,是呂副總統殷切的心願,即使無法達成,她的歷史評價也不會遭到否定。並非可為,而是當為,讓她獻身而為。民族獨立運動,就是如此。呂副總統啟迪了台灣女性的政治自覺,她的貢獻已經寫進了青史。她在擔任副總統期間,全力促進設立符合「巴黎原則」的獨立性國家人權委員會,最後卻無法如願,可說是她的「千秋之恨」。以獨裁政權的幫凶而出頭的新領導人,透露有意成立直屬總統諮詢機關的人權委員會。似乎是對檢方與法院的不信任,而需要成立「不在場證明」機構的樣子。

曾為美麗島事件主角之一的高雄市長陳菊,在她的執政下,能夠不受干擾地舉行美麗島30週年紀念活動,而壓軸就是在廣場舉行的盛大晚會。當年事件的主要成員們,以高亢的聲音傳遞著他們不減的熱情,雖然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也讓我全身為之沸騰。在台灣律師的精神支柱、台灣大學教授陳繼盛的領導之下,台上法律人的激辯留下的震撼,令我當晚久久無法入睡。啊,在那當時,我的老師,還有我,到底又做了甚麼!

最終無法見到在牢裡的朋友,也沒有真的窮盡所能去見他們,因為在政治的濁流裡,連試著剁指的勇氣都沒有。在回程的飛機上,突然有個想法,如果不是政治而是貪污才是罪的話,這塊土地上,預約吃牢飯的人應該已經多如螻蟻。我要不要來算算名單上有誰?我要不要也來試試被控告誹謗的感覺?因為這樣虛妄的想法而心寒不已。

有時候會互相約定,半年後到光州再會。但其實心裡覺得很苦惱。我已在擔心,光州民主化運動30週年時,該如何以新的詮釋來告訴他們光州的故事?不,這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對自己,對新的世代,是否共同保有著30年前光州市民運動的歷史性意義?許多人三杯黃湯下肚,放言高論那場悲劇的元凶,說那只是「地域情結」云云,這樣的痞子,與日俱增。世態炎涼,人心不古,但進步的歷史,決不會放過不正義。或有一小撮人,否定光州市民抗爭精神,是大韓民國全民高貴的精神遺產的話,那他們已沒有資格做為國民。而我也已經在擔心,這樣高貴的精神,是否也會無聲無息地沒入「四大江工程」所建立的「遺忘的水庫」裡。

「光州事件後,活著本身就是一種罪惡」,那悲壯的語彙重新浮現。從那天之後的30年間,我們真的成就了許多,也失去了許多。得失雖可計較,但絕對不能遺忘。因為對於歷史來說,最大的罪惡不是別的,就是「遺忘」。

(本文原載2009. 12. 23.出刊的「玉山週報」第29期,卓亞倫、魯水晶翻譯,朱立熙校訂)

安京煥簡介: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法學博士,2002~2004擔任首爾大學法律學院院長。2006. 10.被盧武鉉總統任命出任「國家人權委員會」第四任委員長。今年七月八日,在任期屆滿的三個月前宣布辭職,震撼了全韓國。他辭職的主要原因,是抗議李明博對「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打壓,包括預算的大幅刪減以及組織人事的大幅縮編;還有,韓國在李明博執政後,人權紀錄大幅退步,遭到國際譴責,以致無法出任「聯合國ICC」的主席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他在辭職聲明中指出,「政權是一時的,但人權卻是永遠的。」他在卸任後並向「憲法裁判所」控告李明博,因為政治黑手伸進國家人權委員會,使得國家人權委員會失去原本被保障的「獨立性」。他的道德勇氣得到全民的喝采,他在自由派陣營與學術圈擁有極高的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