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獨家的虛榮
 
 
1985年,我三十一歲。我老爸事後常對人說,「這個猴囝仔,大概『LP在牽紅筋』啦。」意思是,「狗屎運」亨通到不行。

那一年的八月二十五日,我全球獨家報導了中共軍機投奔自由的新聞。聯合報這則比外電快了八個小時的大獨家(外電的競爭是以分秒計),讓老闆王惕吾龍心大悅,大筆一揮,賞給我一萬美金的獎金(當時是1:40的匯率),創下台灣有史以來最高的新聞獎金記錄,因而震撼了整個新聞圈。

後來,又得到台幣四十萬獎金的是聯合報的周玉蔻(獨家專訪菲律賓新總統艾奎諾夫人),以及中國時報的江素惠(獨家報導六四學運領袖柴玲出逃法國)。

我的三十一歲,開創了這個鉅額新聞獎的紀錄之後,當時的兩大報老闆似乎就樂此不疲,藉此做為「頓挫對手士氣」的武器。在印報機宛如印鈔機的媒體寡佔暴利年代,我們的媒體鉅子就是這樣財大氣粗。

坦白說,四十萬獎金的賞賜對我確實是莫大的虛榮。但是虛榮之後呢?接著而來的就是龐大的壓力:同業的抵制,採訪對象的戒心,漏新聞的恐懼等等,不一而足。每天神經緊繃地跑新聞,那種煎熬的日子,讓我付出了比四十萬更大的精神代價。

1987年的年底,終於在極端挫折的心境下,我決心離開聯合報、離開韓國,回台灣迎接報禁開放的新時代。十天內倉皇結束漢城的家,那種感覺就像斷交的外交官,被駐在國訓令四十八小時離境一樣,必須丟棄細軟家當,我的損失何止於四十萬台幣?

今天,漢城三年特派員生涯留給我的珍貴記憶,並不是這四十萬獎金的虛榮,而是隨著我搬回台灣的那付採訪街頭抗爭用的防毒面具,以及在第一線採訪的鮮活記錄,到現在都成為藉以行銷韓國知識的無形資產。

三十一歲的爆紅,浪得的虛名,對一個年輕人實在來得太快太早。當然,務實性格的我,並沒有被虛名衝昏了頭。反而,這個虛榮讓我看到更多人性的醜陋、更多的媒體虛假,以及更多的……。

我的三十一歲,險些被自我膨風摧毀。能讓我謙虛自持、繼續挺進人生的,要歸功於當年同樣三十一歲、始終默默隱身幕後的家後,感謝她!

(本文是為「陳文成紀念基金會」主辦的「我的31歲」接力串寫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