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本文是國立首爾大學法律系教授韓寅燮於2008年2月23日∼24日,在台灣國家圖書館,參加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後所寫的。此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二二八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vs.小國人權(Taiwan's Human Rights or China's Hegemony)」,筆者在此次研討會中的發表主題為「5•18審判,國家暴力的法律責任及其受害之復原」。在此次的研討會中,負責與筆者接洽的朱立熙先生,多次以韓國特派員的身份,派駐韓國,特別是在1985年至1988年間,對於韓國的民主化運動,有許多卓越的報導。他著有「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2007)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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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正紀念堂>到<台灣民主紀念館>

2年前(2006年),我曾以旅行團觀光客的身份造訪過台灣。當時,導遊帶我們參觀的地方,多半是供人拍照留念用的觀光必經景點。假設台灣資本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是「台北101」的話,那麼,最能象徵現代台灣政治的建築,我想應該就是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了。這兩棟建築都相當高聳而且雄偉,但卻只留給我「有些東西也許要高,才能顯示出它的偉大吧,權力與金錢」的印象。

絕對的權力,讓人民只能抬頭瞻仰。巨大的廣場,矮化了來訪的民眾。威權者的銅像與紀念堂,以盛氣凌人態勢俯瞰著老百姓。那個時候,我只是很簡單地逛了一下這個地方。看著導遊激烈批評著陳水扁與民進黨,心裡暗自想著:「原來台灣也享有如此充分的批判自由啊!」原本「二二八和平公園」並不包含在我的旅遊行程當中,但我還是勉強抽出時間去參觀。然而,很不湊巧地,那天剛好碰上星期一,二二八紀念館休館,讓我覺得很可惜。

這次就完全不同了。這次我應「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邀請來到台灣,我相當期待能接觸到活生生的台灣歷史,並與台灣的有志之士們會面。這主題名為「二二八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or小國人權」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就在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召開。

國家圖書館的對面,就是上次我來台灣時所參觀的中正紀念堂。正門的威容依舊,但總覺得好像有哪裡變得不一樣。2年前,雙層牌樓的匾額上,還是刻著取自蔣介石號(中正)的「大中至正」,而今日同樣的位置,名稱卻改成了「自由廣場」。我想在類似的名稱變更中,應該夾雜著許多意見與理由才是。進一步了解之後才知道,民進黨在二次執政後,所展開的正名運動最高潮,便是中正紀念堂的名稱變更。據說在一連串的爭論之後,也終於在去年12月8日,替換上了新的匾額。

經過自由廣場大門後,一大片的廣場開展在眼前。一個國家政治的獨裁化程度,與這個國家最具代表性的廣場大小是成正比的。走在寬闊的廣場,過了一段時間後,映入眼簾的便是如天壇般,高聳矗立於中央的建築。爬上近4層樓高的陡峭階梯,前方就是「中正紀念堂」的主廳。由於這裡是來台灣觀光的必經之地,所以我想觀光客當中,應該沒有人不曾來過這個地方。在這座紀念館內,擺放著蔣介石的青銅座像,而在稱為青銅大廳的紀念館入口,有著笨重的青銅大門。大廳裡頭,總統的大銅像正以慈愛的微笑,俯視著觀光客。展示著蔣介石生前主要活動的綜合展覽館位於3樓以下,這座紀念館的參觀的順序應該是先到展覽館,熟悉認識蔣介石的各個面向之後,再來「天壇」參拜這永生不滅的總統銅像。

原本是「中正紀念堂」的標示,現在也換成了「台灣民主紀念館」(註一),這還真是世事多變啊!經歷了一連串的努力,這道厚重的大門終於自今年一月起,再度開啟。在這大廳裡頭,展示著由教育部、文建會以及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等3個團體共同企畫,名為「民主開門,自由風吹」的特別展覽。

蔣介石的力量仍然相當穩固,因為與國民黨相互抗衡的民進黨,在執政了八年之後,至今仍舊無法瓦解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這個特展並不是以支解蔣介石銅像的方式來呈現,而是保留蔣介石的銅像座台,將室內整體打造成自由與民主的空間。若是將自由比喻為風,那麼就應該表現出風的感覺,而最能與風相互映襯的,便是蝴蝶、風箏以及乘風而行的船了。蔣介石安穩地坐著,他的目光所及之處,全都是風箏、蝴蝶以及拼板舟翩然飛舞的姿態。摘下嚴肅主義的面具,將獨裁者當作嘲弄的對象。左右兩側豎立著大型看板,讓民眾可以清楚了解台灣民主化與人權運動的歷程。銅像後邊左右兩側的牆面上,刻著「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單」,供民眾追思悼念。牆的上端寫著死難者的名單,下端則是以象徵台灣精神的百合花來表示哀悼。

這裡原本只被蔣介石一人所獨佔,但是現在不但變成追思那些在蔣介石統治下,不幸罹難者的空間,同時,也在獨裁者面前,藉著傳達台灣民主化與人權運動歷程的看板,完美地將這裡改造成享受自由與民主之風的開放空間。這並不是在破壞過去,而是在不得不與過去共存的現實當中,辦了一場成功的美學展覽。

正名運動的展開

就如同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一樣,民進黨政府所主導的正名運動,已全方位地展開。進入台灣的第一道大門,從原本的「中正國際機場」更名為「桃園國際機場」,「中華郵政」也改為「台灣郵政」,「中華」二字正逐漸地消逝中。

但即使如此,台灣仍舊稱不上什麼自由的世界,或升格成為「過去清算」的模範國家。就拿中正紀念堂來說,當政府要將它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時,即遭遇到不小的反對聲浪。甚至參選今年三月台灣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還曾公開表示過說,假設他當選總統,他會將這裡的名稱,再改回原來的中正紀念堂。

國民黨過去八年雖然未能取得總統職權,但是它仍舊掌控了社會整體的支配架構。在主要的國家機構中,例如官僚、司法、媒體、軍隊等,由於國民黨仍佔絕大多數,因此民進黨在人力架構的改制上,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在飯店中打開電視,剛好看到馬英九與謝長廷兩位總統候選人,正進行著電視辯論。雖然在最近的選舉中,連YouTube這種最新流行都紛紛出爐,但是最吸引我目光的,還是電視畫面底下的ARS民調。截至我收看的時間為止,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獲得38,000票左右的支持率,而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則只有2,700票。在這種先入為主的概念之下,國民黨的候選人不論是在口氣或感覺上,都讓我覺得比較溫和優雅,而民進黨的候選人則讓我有一種善用辭令辯論的感覺。先前,我所聽到的民調差距,是在10%以內,然而,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現在在ARS民調上看到的數字,卻差了10倍。打聽之後才知道,原來台灣主要的電視與報紙,大多是比較偏國民黨的。甚至於在申請電視台工作的過程中,還曾經有過一些台灣口音太重的應徵者,遭到封殺的情形。由此看來,台灣的電子媒體記者當中,似乎以外省人的子弟居多。若是對照剛剛提到的ARS民調,我想台灣的民眾每天所接收的新聞資訊,絕大多數都是由偏國民黨的媒體所發送出來的。所以,當你在閱讀從台灣來的政治報導時,應該多加留意這一點,才能更了解報導的真實性。

蔣介石還健在呢

蔣介石在1975年死亡,緊接著掌權的蔣經國也在1988年作古,但是儘管如此,在台灣處處還是感受得到蔣介石的存在。新台幣中不論是紙鈔或是銅板,都可以瞧見蔣介石的身影,也就是說,家家戶戶,就連我衣服的口袋裡,都能碰到蔣介石再度光臨。

不得中國民心而被趕到台灣來的蔣介石,在台灣打造了完美的「家權統治」王國。在這裡,蔣介石被稱為「世紀的偉人」、「民族的救星」,而以他的號「中正」所命名的學校、公園與道路等,更是多到難以計算。過去,幾乎每間學校都有蔣介石的銅像,在道路上也處處可以看到蔣介石的身影。學習的教室內,掛著他的照片,他曾說過的話,變成學生不得不時時背誦的考試教材。稱呼他時,一定得使用尊稱,因為他是總統,所以人民稱他為蔣公。在公共場所聽到他的大名時,你還必須要馬上抬頭挺胸,立正站好。

1975年蔣介石死亡之後,這樣的「神格化運動」仍舊持續不斷,一直到1980年代後半,這樣的風氣才隨著台灣的民主化運動,逐漸消逝。現在,蔣介石的銅像幾乎已經被撤得差不多了,然而,還是有一些抵抗力量,使得部分銅像被保留下來。我在台灣國家圖書館附近轉了一轉,也在一所小學的校園內,發現了蔣介石的座像。拆除了這麼多銅像,好像也有個專門收集這些銅像來展示的公園。蔣介石雖然逐漸地在消失當中,但冥冥之中卻又好像一直存在。

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人們究竟都是如何來稱呼這個外型長得如同蕃薯一樣的島國呢?──這個問題本身就涉及了國家認同上的爭議。

在與韓國(南韓)最友好的蔣介石時期,「中華民國」這個正式的國號,通用於國內外。國民黨至今仍堅持,1911年辛亥革命後的中國通稱,就是中華民國。現在的年號,也以「民國97年」來表示。蔣介石還在中國大陸時,就一直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撤退至台灣後,為了確保自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正統性,也堅持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甚至為了與對岸的共產中國作區分,而將自身標榜為「自由中國」。對於蔣介石,這座島嶼不過是他為了實現收復大陸美夢的一個基地罷了。

台北市簡直就像是一個小中國。台北市所有的街道名稱,就像是一個縮小版的中國地圖一樣。台北市就是由北邊的長春路、吉林路,到南邊的南京路,再到西邊的重慶路等路所構成,在這裡走個半晌,還有可能陷入置身於全中國的錯覺當中。這個腦袋中滿是中國大陸的亡命集團,他們的美夢就刻畫在一條又一條的道路名稱上。

然而,對於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這座島上的人民而言,這件「中華民國外衣」,只不過是被人從外部覆蓋上去的意象而已。為了變成一個中國,所有台灣固有的東西全都遭到壓制,在外省人或大陸人對台灣人的欺壓當中,最悲慘的歷史,莫過於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大屠殺。

1945年日本結束對台統治,台灣也被編入中國的福建省管轄內。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在政治上是落後的,當時因為經濟不景氣,再加上社會不安定、民心惶恐等因素,使得民眾的忿恨不斷累積。1947年2月27日,因為台北市內的一件私煙查緝案件,引發了警察與民眾之間的衝突,當時,有許多民眾集聚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展開抗議,然而,此舉卻遭到憲兵開槍攻擊,也造成不少民眾傷亡。在那之後的10多天內,全台各地不斷有民眾紛起示威抗議,進行罷工與罷市等。國民黨政府因而發佈戒嚴令,並開始進行名為「清鄉」的武力鎮壓。當受命支援的國民政府軍隊抵達台灣後,更是進行強力鎮壓,有無數名民眾因而遭到國民政府軍隊的虐殺,亦有部分台灣人民在被逮捕之後,遭到判刑處分。雖然無法確切掌握被害者的人數,但據悉約有2萬多名的台灣人遭到殺害。這場與韓國濟州4.3相類似的悲劇,提早一年在台灣上演。

1949年國府軍撤退來台之後,就在台灣宣佈戒嚴。從1949年至1987年為止,長達38年的期間。在戒嚴體制下,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與基本人權遭到剝奪,人民無時無刻都生活在恐怖的氛圍中。戒嚴時期,許多政治立場不同的反對人士,與從中國大陸輾轉來台的人,都被當成匪諜,經過單審的軍事審判,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理由,被施以嚴酷的刑罰。有數千名遭到處死,亦有數十萬名被判刑處分。這些事件就是台灣的白色恐怖。

在戒嚴的體制下,人民被禁止談論二二八,一般人根本就無法得知二二八的真相。蔣介石父子就是透過強制台灣人民對這場大屠殺保持沈默,並用白色恐怖的方法,來遏止那些反對國民黨政權的聲浪,因而才得以延續絕對的威權統治。

二二八的真相調查與伸冤運動,一直到1987年左右才真正組織化起來。1987年,「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他們認為政府應該針對二二八進行真相調查與平反冤屈,同時,他們要求政府應對受難者家屬進行撫慰,並登載受難者名單、設立紀念碑與紀念館等。另外,他們也要求將每年的2月28日定為和平紀念日。這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40年後,人民首度公開要求政府對二二八進行真相調查與平反冤屈。他們使用的並不是「反國民黨運動」這種抵抗的方法,而是以「公義和平運動」這種極為小心的訴求,展開這場以和平與紀念為主的運動。

二二八事件幾經曲折後,終於由政府出版了真相調查報告,並完成補償作業。1995年,台北新公園易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同時也在那裡建立了二二八紀念碑。在揭幕儀式上,國民黨的李登輝總統,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針對1947年由政府所進行的武力鎮壓,向全國人民致歉。李登輝總統也表示,他是台灣人,他自己也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之一。

二二八就是一場分辨台灣人國家主體認同的核心事件。中國大陸的名稱不管是大清帝國、民國或是國民黨,對於所有的台灣人而言,全都只是壓迫的代名詞而已。「台灣人」這三個字,如果不是台灣人民對自身的國家認同的話,那麼祖父是清朝人,父母是日本人,子女是中華民國人這種身份認知的不幸,就會不斷地重演。基於這樣的認知,我們可以意識出一些問題點:台灣究竟是什麼?台灣只能一直被定位於所有外來勢力統治下的一部份而已,不是嗎?外來勢力為所欲為的結果,就會導致像二二八事件這種慘劇的發生,不是嗎?

這樣的「問題意識」在政治化後,台灣獨立宣言就會出現,組織台灣獨立聯盟這樣的政治活動就會出現。他們反對國民黨式的「中國化」,要求「去中國化」,並希冀追求一個「獨立的台灣國」。在台灣,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運動,也是這種政治活動的一環。

另一方面,在國家的認同上,國民黨並不認為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島國,而是把台灣當成是中國的一部份。民進黨政府在執政後的「正名運動」中,將「中國」改為「台灣」的作法,國民黨表示,若是國民黨執政,那麼他們準備再把名稱改回來。國民黨在政治與外交上,並不是主張台灣不可能獨立,而是希望透過與中國簽訂和平協定的方式,讓台灣享有數十年等同於(回歸中國前的)香港的地位。過去將共產主義者視為死對頭的國民黨,今日為了與台灣本土派抗衡,反倒開始主張應該強化兩岸交流。就如同「敵人的敵人是朋友」一樣,國民黨在與台灣獨立派對峙之際,卻開始與共產中國建立起更緊密的關係。

對中國來說,台灣獨立派的存在,不但會妨害大國霸權,而且如果中國一再地容忍他們,反倒會刺激西藏、新疆維吾爾等中國邊疆地區,起身號召自治與獨立,因此,中國沒有理由對此坐視不管。但是,中國不斷地打壓台灣獨立派,也就是民進黨的執政,反倒促使陳水扁再次當選(中國版的北風效應),現在適逢台灣舉行總統大選之際,中國對於自身的發言,看來是更為自制。

我們可以很快地分別台灣派與中國派的不同。台灣派絕對不會說自己是中國人。相反地,中國派也不會輕易地告訴你,他是台灣人。語言上的隔閡則是更大的差異。對於出生在台灣的人(本省人)來說,台灣話是母語。這個母語,學校不教,只有在家、在鄉村裡才學得到。一般社會上,人們使用北京話。強調中國化的人,當然就會使用北京話。許多參加此次學術研討會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們,不時地使用台灣話來提問或是發表意見。這個台灣話,讓一位在台灣生活數十年,而且專門教授台灣文學的韓籍教授,也不得不臨時中斷翻譯,吐露無法翻譯的窘境。對於不是台灣人的人來說,台灣話就有如一道暗號般的圍牆。

未來,台灣化(獨立化)與中國化的主張,仍舊會是一個極大的爭論焦點,同時這也會成為社會上的糾紛來源。因為台灣究竟是要以大國霸權的一部份自處,從事金錢外交,還是要提倡小國人權,強調自決權等,這些議題都不是輕易就能妥善解決的。儘管在國際政治上,台灣要以獨立國家的身份,獲得國際承認,仍舊相當的困難,但是它所帶來的國內政治效益,乃至於一定人民所匯聚的統合效果,都是不容忽視的。中國如果忽視獨立派的影響力,那麼它也就不容易碰觸到台灣問題的核心。

台灣與韓國的關係

冷戰時期,韓國(南韓)與「自由中國」同為反共國家,雙方也將彼此視為兄弟之邦。兩國均有內戰,同時也都將收復失土與國土統一當成基本國策。過去,韓國人所能去的中國,就只有台灣這一塊土地,而台灣人也只能到韓半島的南韓訪問,因此,雙方所承認的都是一個具有排他性的中國與韓國。兩國內政上也有個共同點,那就是都為獨裁國家,對於彼此獨裁的批判,兩國都是採取小心謹慎的態度。韓國大部分都只提及蔣介石來到台灣後,在經濟建設上獲致成功的事例,又因為日治時期,蔣介石曾在中國支援過韓國的獨立運動,特別是在上海協助韓國成立臨時政府,因此我們對於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一直都相當具有好感。而且,由於兩國皆為獨裁政權,對於獨裁的方法,雙方也是相互學習。還有一個比較鮮為人知的是,韓國的維新憲法(1972~1979)中,經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以舉手表決來選舉總統的方式,也是參考了當時台灣的總統選舉模式。(註二)

台灣政治史上最大的打擊,應該就是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後,所造成的台美斷交(1978年)了。由於韓國是最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因此以國家來看,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最長久的國家,應該要算是韓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了。1992年台韓斷交後,台灣簡直就是國際上的孤兒。遭到至親友邦背叛的台灣,之後對於韓國,總是帶有愛恨交織的情感。每當韓國在體育競賽或其他方面上,有些優異的成績出現時,台灣批判性的文章也總是傾洩而出,這種現象的起因,我想就是在這又愛又恨的情感上,又添加了些許的仇視吧。

最近以韓國電視劇為首的韓流風,也在台灣強力放送,台灣對於韓國的好感,也因此急速攀升。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例子,就是當人們聽到裴勇俊即將下塌台灣7星級的圓山大飯店時,飯店裡所有的房間馬上被預訂一空。就連我這次來台的短暫期間內,電視上不僅有太王四神記、明成皇后,甚至連星期天所播放的娛樂節目,在台灣也可以收看得到。最受歡迎的還是大長今!聽說播放大長今的時候,街道上也都冷冷清清的呢。

韓國的民主化過程對於有志之士來說,也是另一種型態的韓流。當年台灣是以一種較為平靜沈穩的步伐,來進行改革,但是有時候,台灣也會羨慕韓國這種充滿熱情的民主化抗爭模式。最令台灣人感到訝異的例子是,韓國居然能以鐵腕手段,將518民主運動中屠殺人民的總統,予以判刑。(註三)台灣的寧靜革命也許引發了較少的社會對立,但是,台灣確實少繳了許多民主的學費,也因此,在民主改革無法徹底普及的情況下,人民也逐漸遺忘民主的可貴,這點不禁令人感到相當惋惜。

關於「過去清算」,台灣到目前為止,對於過去政府犯罪行為的責任歸屬,仍未能透過司法審判,讓它成為討論的焦點,而且司法本身也未能完全獨立。近年來,針對二二八事件,學者首次正式以法律理論,提出了責任歸屬的問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在2006年2月正式出版,這本書是由政府正式認定的公文檔案。在這本研究報告書裡,首次以「…可見蔣介石對事件介入程度之深、干預層面之廣,這樣的最高領導人,當然要為不幸事件負最大責任。」的字句,來評論蔣介石。(註四)但是,也因為這樣的字句描述,使得負責撰寫的學者(召集人與第三章的執筆人),遭到蔣介石的孫子(現任立法委員),以誹謗的名義提起告訴。去年2月,法院判以不起訴處分。(註五)

韓國審判518的法理與經驗,在台灣以二二八事件為首的國家過去犯罪等責任歸屬議題上,是很值得被學習與借鏡的。然而,由於台灣司法審判官多為國民黨員,再加上整個司法部門處於一種寧靜司法的消極氛圍當中,因此,在這個因行政上的屈服,導致看不到司法獨立性與人權理念的批判聲中(註六),實際上,我們很難對這些議題進行審判。

那麼,我們韓國的「過去清算」工作,真的能是亞洲的模範嗎?對任何國家來說,確立民主轉型期的司法正義,並非一個簡單的課題。不論任何情況,在與威權主義支持勢力達成一定程度妥協的時候,將正義原則具體化的艱困問題,一定也會跟隨而來。為了鞏固這剛起步不久的民主,至少我們不能讓民主政治,再往助長過去勢力的方向走去。因此,「過去清算」應該是一種有局限,且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正義實現,而不是一個充滿報復心態的正義。在對全斗煥與盧泰愚的審判中,韓國也是選擇了以告知人民「何為不法、何為犯罪」的方式,在扶植社會正義、公正真相調查,以及恢復受害者的名譽上,做出眾多貢獻。台灣在尚未能正面提出「蔣介石-國民黨責任論」,以及將議題法律化的觀念,傳遞到整個社會的情況下,韓國的案例正好可以成為一個借鏡。

當然,透過台灣,韓國所能認清與學習到的事物也不少。518的過去清算,特別是在補償的問題上,台灣就提供給我們一個先例。國家機關(總統)的道歉,台灣與韓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期達成的。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二二八事件由於是一個無法掩飾掉的問題,因此政府對於二二八的處理方法,就成為台灣民主化的試金石。要求對事件展開真相調查、名譽恢復、補償與道歉等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今日也已經來到一個政治與法律上的解決階段。紀念工作與紀念公園也都已經建構完成。韓國的518或民主化運動,與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是很值得彼此換取經驗的。

另外,在與共產主義對峙的情形下,同採徵兵制的台韓兩國,也面臨著應該如何處理那些因宗教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課題。在台灣,對於那些因宗教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懲罰,早已廢除,並且改採服替代役的制度。這一點也值得我們韓國來參考。(註七)就像這樣,一方的成就,可以是另一方的啟示點與催化劑,從這樣的觀點,我們也算是開展出人權運動比較法上的視野。

21世紀,台灣的未來是?

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我都是在傳遞追求「台灣化」的立場。然而,在一些外生型民主國家中,大概也就是那樣,年輕世代對於政治或理念總是漠不關心。對於成天只知道賺錢,以及追求好不好玩的新世代來說,像二二八或是國家認同等的議題,很容易被看成是老舊世代的惱人爭論。

21世紀的東亞,中國的霸權勢力勢必會越來越強大。在中華霸權的支配之下,台灣的獨立活動更可能刺激到中國。台灣化的主張,不僅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真誠呼應,也很難戰勝中國所施加的壓力。當然,我們也可以很實際地順應中國霸權,標榜一國兩制,追求國民黨所主張的兩岸和平體制路線。但是,人類哪裡是單靠麵包就能生存的。即使前程艱辛困難,然而我們仍應該在主張台灣化、獨立化的同時,也試問人心,究竟是大國霸權重要,還是應該讓小國人權成為更重要的價值核心。而唯一能與現實威權抗衡的弱勢主張,不就是「人權」嗎?由此看來,二二八不但是個尚未完成的課題,而且也仍具有政治上的號召力。喚起二二八遭到壓縮的記憶,在政治上號召人民一起防止中國大陸在未來任意欺壓小國,這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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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中正紀念堂於2007年5月19日,正式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這是民進黨在二次執政之後,所推行之「正名運動」中的一環。改名之後,曾舉辦過「再見,蔣總統」的特別展覽。

(註二)維新政權的維新憲法架構,宣稱是借鏡自法國第五共和。然而,維新憲法上的權力構造,其實是研究了台灣的蔣介石、印尼的蘇哈托、西班牙的弗朗哥等亞歐終身獨裁者的威權政府統治架構後,再予以韓國化的。首次從維新憲法教科書中,澄清出這種觀點的是金哲洙教授的「憲法學院論」,不過這本書在發行之後,也隨即遭到沒收。

(註三)518的部分參考朱立熙,「國家暴力與過去淸算:從韓國518看臺灣228」(允晨文化,2007)。本書詳盡描述韓國518的展開過程與過去清算的應用實例,照片也相當充足豐富。台灣二二八與同樣擁有陸地對島民大量屠殺悲慘記憶的濟州4.3,擁有緊密的共同意識,濟州4.3研究所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也締結了姊妹關係,相互訪問,並以這種方式持續發展人權團隊交流。

(註四)張炎憲總編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硏究報告」,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168頁。

(註五)依據檢察的不起訴處分,該主旨為事件的「是非曲直是可以自由公開判斷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會訊,2007/8,23~25頁。

(註六)陳志龍,「亞洲覇權的司法歸順性與對抗性檢討司法怠惰與司法人權」,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國際學術會議資料集,『大國覇權vs.小國人權』, 2008, 283頁,以下參照。

(註七)良心兵役拒絕權的實現與替代役制度改善之共同會議,『台灣替代役制度視察報告書(2004. 5)』,出處: http://www.withoutwar.org/bbs/data/www_pds/050426대만_보고서.hwp

(本文原以韓文發表於2008年3月首爾大學校法學研究所出版的期刊「首爾大學校 法學」(第49卷第1號,通卷146號),經韓寅燮教授同意轉貼,全文由鄭乃瑋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