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過去」才能鞏固民主
 
 
「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自序

1981年3月,我第一次到韓國,那是學了四年韓文、也畢業了四年之後的事。然後,我在當年九月去韓國留學;接著,在1985年1月被報社派駐韓國採訪,到1988年1月束裝回台,前後八年的歲月,我是在韓國度過的。這段期間,正好就是全斗煥的「第五共和」統治期間,是戰後南韓最殘暴、最惡質的政權。我見證了這段國家暴力統治時期,當然也是這段極權統治的受害者。

在當「留學生記者」的時候,我就曾經列名「被驅逐出境」的名單;我也曾經被南韓「安全企畫部」的幹員請去喝咖啡;我家的電話被長期竊聽,我也曾被二十四小時跟監了好一段時間;每當我的報導太出色、獨家新聞太多時,我的「居留保證人」(他還是出身情治單位的國會議員)就會打電話來跟我聊天,關切之情溢於言表。舉凡所有「警察國家」對待外國記者的作為,都曾發生在我的身上過,只差沒有被直接暴力對待而已。早年我「痛恨韓國」、而且可能是台灣最「反韓」的人,當然是這段不愉快的經驗所造成的。

第一次到韓國是去旅行,我和另外三名新聞同業一起去參觀景福宮的國立博物館。參觀之後我們在宮外的大馬路等車,同行的「青年戰士報」記者閒著沒事,就拿起相機朝著對面的建築物拍照。這時,荷槍實彈的軍人對著我們猛吹哨子,然後過街來把我們一行人押過去,訊問一番之後要他交出底片,因為這裡是「禁區」不能拍照。我們據理力爭告訴駐守的軍人,沒有任何告示牌提醒我們不准拍照,但是軍人仍堅持要沒收底片。後來,我用當時所能擠出來的幾句韓語告訴他們,這位亂拍照的仁兄,也是台灣的軍人,是軍報的記者,聽得他們一愣一愣的,於是我們就沒事放行了(不愧是可以講人情的社會)。

後來問了韓國朋友,才知道這裡是韓國的「國軍統合病院」,一年半前,朴正熙在宮井洞中央情報部招待所遇刺之後,就是被送到這裡斃命的。也有朋友說,這裡表面上是醫院,裡面其實是情治單位的分部,所以當然不准拍照了。第一次的韓國之行,就因為這個遭遇而對這個軍人極權政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後,在韓國留學時,聽到留學生之間流傳的一個笑話,也可以佐證當年特務統治的橫行。一名台灣留學生因為屢次在家書裡,都會寫到學校裡學生鬧示威的情況,結果家裡許久都沒收到他的來信,這名學生終於才恍然大悟,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郵局局長,跟他道歉並保證以後不會再寫學生示威的事,他的家書才被放行。我不知道這則笑話是真是假,但是「信件檢查」對台灣留學生造成不小的心理壓力,則是周知的事。

後來在常駐時期,家裡的電話被竊聽,則讓我跟報社同事之間的聯繫都必須改用「暗語」,或甚至就直接講台語,故意讓竊聽的人「當場」聽不懂,至少他們得先錄音之後再請人翻譯解讀(但是當時除了我跟幾名留學生以外,在南韓根本也找不到可以把台語翻譯成韓語的人)。而他們對我的行動的跟監也是很公開的,故意在我面前用無線對講機,告訴另一方「他來了」或「他往哪裡走去了」,這擺明讓我知道被跟監,要我心生恐懼而「知所節制」吧。

當時在韓國這種「諜對諜」的採訪經驗,在台灣的戒嚴體制下的採訪環境裡都還不曾遭遇過。有趣的是,當年有一部電影「失蹤」(Missing)正好在台灣上映,看過那部片子之後,繼續在韓國工作,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也像電影所描繪的情況:記者在中南美被秘密警察殺害之後,埋屍在體育場的混凝土牆壁裡。同樣是警察國家,當時南韓的肅殺氣氛,著實讓我緊繃著神經在過日子。

當時台灣和南韓還同樣是反共的盟邦,來自關係友好國家的人民,都遭到如此對待了,更不用說是被敵視的日本人,或韓國自己國內的異議人士了。

所以,寫完本書的光州大屠殺過程之後,我再回想自己駐韓時的這些經驗,確實是小巫見大巫了。全斗煥新軍部確實是以對北韓共產黨作戰的心態,在鎮壓光州人民的抗爭;對特戰部隊的軍人而言,「殺敵」是至高無上的使命,而且是越多越好;因為他們殺的是意識型態不同的敵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光州事件的隔年(1981)九月,我到韓國留學。那一年年初,全斗煥才風光地到美國訪問,成為雷根總統上任後第一位邀訪的外國元首。美國對這位血腥屠夫的認同與支持,讓南韓知識份子與大學生非常反感。我入學不久,就在校園裡聽到這樣的政治笑話在奚落全斗煥——

全斗煥在美國的官式訪問行程之外,也去參觀美國的民間大企業。他去訪問IBM時,正好推出新一代的智慧電腦,只要把腦袋放在鍵盤上,就能夠自動測出人的智商(IQ)。全斗煥讓他的貼身保鏢先試,電腦螢幕上顯示「70」,眾人哈哈大笑,因為保鏢的智商不高。

接著他讓數學較好的財政部長測試,腦袋放上鍵盤,螢幕上馬上顯現「90」,顯然財長只比保鏢稍微聰明一點而已。看著電腦不會危害安全之後,全斗煥自信滿滿地把他那顆禿頭放上鍵盤。結果,螢幕上迅速顯示出一排英文字:「請不要把一顆石頭放在這裡。」大家哈哈大笑。故事本來到此結束,但韓國大學生又幫他編了個續集。

備受羞辱的全斗煥回國後就閉門苦讀,希望讀書能增進他的智慧,甚至讀到必須帶老花眼鏡。於是隔年他又自信滿滿地去IBM的電腦測試。腦袋才放上鍵盤,螢幕上又顯現一行英文:「這顆石頭去年來過了,今年為什麼多了一副眼鏡?」

這是當時南韓大學生最流行的笑話。讓我在森嚴肅殺的校園氛圍中,還能藉此跟同學找到一些歡樂。這個笑話讓我感受到南韓學生對全斗煥這個武夫的鄙視,但是當時還無法體會韓國人、特別是光州人對他入骨的痛恨。

直到1987年6月爆發的「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街頭抗爭,一整個月的群眾示威讓每天的韓國都市街頭都跟戰場一樣,後來連白領階級、中產階級都走上街頭,我才真正體會出韓國人對全斗煥這個政權有多麼的痛恨。我沒有體驗過1980年光州悲壯的「抗爭卅殺戮」的場景,但我見證了七年之後抗暴的六月革命,每天戴著頭盔跟防毒面具奔馳在第一現場,對「暴警」以一石交換一彈、以暴易暴的鎮壓手段,深惡痛絕。到6月下旬,情勢緊繃到讓這個政權岌岌可危,我在現場痛惡地感覺到,全斗煥政權應該是要垮了。

即使是外國記者在暴動現場的採訪,我對每一次採訪任務的危險性,都高度戒慎恐懼,生怕發生意外。所以每次都會交代內人,何時會聯絡、幾點以前會回家,如果沒有「報平安」的電話,兩人都會緊繃神經並祈求不要有任何不測。

經常在街頭採訪一整天飽受催淚瓦斯摧殘之後,拖著一身疲憊回家,除了帶著一身濃重的瓦斯味進門,更痛苦的還在後頭。洗澡時,皮膚因為化學藥劑滲透進毛細孔造成的刺痛,比海水浴之後曬焦的皮膚還要痛。也就是說,白天在街頭採訪的磨難之外,回家還要遭到二度傷害。身在韓國的外國人遭遇都已如此,那些學運份子以及他們的家人,何嘗不擔心安危呢。

也就是在那樣艱辛困厄的情境之下,反而越激發了我的意志力。我曾經在好幾次整天採訪過數十萬人規模的街頭抗爭之後,還連夜替三個台灣媒體寫稿,當時一天才睡兩三個小時,卻能擠出八千、一萬字的創作力,那些作品後來都收錄在「漢江變」裡,多年之後重讀舊作,對當時的潛力與爆發力實在無法想像。

全斗煥這個軍事獨裁政權,原本還企圖以鎮壓光州的血腥手段、動用軍隊來壓制六月抗爭,但是後來在美國與國際奧會警告不惜取消漢城的奧運主辦權相威脅之下,才不得不向民意全面投降,由盧泰愚宣布「629民主化宣言」,也才化解了政權被推翻的危機。

這段鮮活的經驗,雖然已成為記憶,不過它對我的人生態度與價值觀卻影響至鉅。當年我跟南韓學生一起馳騁在抗爭現場,很自然地就對他們的道德勇氣寄予同情與敬佩。那股挑戰權威、對抗暴政的精神,也跟著催淚瓦斯浸透了我的肌膚,甚至感染了我的血液。我也經常自我解嘲:我何其不幸,出生與成長在世襲獨裁戒嚴統治的台灣,卻工作與生活在軍事獨裁暴力統治的南韓。台韓兩國人民何時才能享有真正自由民主的生活呢?

於是,我很詳盡地報導南韓當時的每一場重大街頭示威,我要把南韓學生與市民的抗爭精神傳播回台灣,去影響與啟迪台灣人。我知道那些報導對台灣剛開始萌芽的反對運動,有相當大的鼓舞;當時我也知道,兩國互相借鏡、互相學習、互相競爭的情況下,兩國邁向民主化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二十年後民主化的今天撰寫本書,重新檢視歷史現場的足跡,當年漢城與光州街頭的肅殺與悲情已經消逝,替而代之的是健康快樂、積極進取的氛圍。韓國人的歷史導正與清算過去能夠如此徹底,並帶來如此正面的效益,實在讓人驚嘆。

以「清算過去」的作為來看,韓國人顯然比台灣人更積極也更務實。他們透過歷史真相的追究與釐清,與「錯誤的過去」徹底切割與斷絕,而確立「轉型正義」的諸般制度與規範;而且,透過「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持續溝通,防止錯誤過去的重演,並為保障人權建立法制性與文化性的基礎機制。

「清算」這個字眼,在漢字文化圈的韓國與日本,並不是「負面」的字眼,相反地,它反而是「正面」的詞彙,就如同「導正」、「糾正」、「釐清」、「清理」等詞一樣,都是意味著從「壞的」改變成為「好的」。所以,清算過去就是要導正錯誤的歷史,讓人民建立正確的歷史觀,為後世子孫開太平。

但華文世界對「清算」則不做如是想。由於受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所影響,清算這個詞在中文裡已經被「污名化」與「妖魔化」,而成為極端負面的字眼。因為中國文革時期,紅衛兵造反的抄家抄戶,就是打著清算鬥爭、整肅報復等口號,所以在中文世界,「清算」就被等同於「鬥爭」或「報復」,是讓人看了就害怕的壞字眼。在台灣使用的中文,也無端受到中國文革的波及,同樣把清算視為負面的意義。

清算過去並不必然就是要報復或害人,它的目的是要還原歷史事件的真相,並給它正確的歷史定位,讓當代人透過這樣的真相釐清過程得到和解,也讓後世子孫能記取教訓,不要讓悲劇歷史重演。這是健康進取的事情,也是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新興政權,必須面對與處理的工作。南韓可說是亞洲新興民主政府清算過去最有成效的國家。一個新興民主政府清算過去的程度,不只牽涉歷史真相的追究與反省到什麼程度,也影響到民主的深化與鞏固會到什麼程度。

而且,導正歷史的工作必須運用最通俗、最淺白的語彙,讓人人都一目了然的文字,否則就很難建立全民的共識,而讓大家有志一同去推動。更不必說台灣社會還有那麼多殘存的舊威權餘孽,繼續在抵制追究真相與歷史平反的工作。

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對於錯誤的歷史、悲情的過去,不容逃避,也逃避不了,遲早都必須要去面對。該清算的過去就去清算,該平反的歷史就得平反,政府與人民都不能再當鴕鳥,或把轉型正義當「政治口號」或「即興之作」了。

台灣的轉型正義要想得到彰顯,就必須讓大家從最淺白的「清算過去」的用語開始建立共識。畢竟,把「清算」污名化的是對岸的悲慘過去,跟台灣毫無關係,我們必須還給「清算」這兩個字正當的轉型正義。歷史只有被釐清與導正之後,才能讓台灣人建立尊嚴與自信!

從韓國與台灣清算過去、尋求轉型正義的歷程對比看來,讓人不勝欷歔。相較於韓國人的積極與務實,能在十五年之後,清算、平反、補償完成光州事件,並且透過立法與設立官方委員會的機制來制度化保障人權、防杜國家暴力悲劇的重演,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已經屆滿六十年,卻仍真相未明、責任歸屬未清,實在讓人對台灣人「厚道」、「妥協」與「容忍」的民族性,嘆為觀止。

儘管有人認為,韓國人把清算過去做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這種作法台灣人「做不來」;但那是韓國政客的手段,重要的是人民、是民意,是否有決心與魄力去追究真相,是否有道德勇氣去伸張社會公義。如果人民繼續鄉愿、官方繼續偽善、加害者繼續死賴、被害者繼續逆來順受,那我們就不要欣羨韓國人平反光州的成就。韓國與台灣的歷史發展一向擺盪在「過」與「不及」的兩端,但是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解包容的精神,台灣人必須承認我們比韓國人差太遠了。

本書若能提供給台灣人當做一面鏡子,進而去思考「清算過去」、「導正歷史」以及「轉型正義」的問題,跳脫出傳統的制式思考或是國民黨威權時代教育下的觀點,作者做為韓國問題研究者的一員小兵,也足堪告慰了。

感謝「二二八基金會」及「國史館」張炎憲館長給我這個機會,從研究光州事件當中來照映我們自己。每個月能夠跟國內頂尖的歷史學家、法律學者一起開會討論,互相腦力激盪與學習,讓我得到很多的啟發。也要感謝韓國「為求真相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委員、至今仍鍥而不捨繼續挖掘光州事件真相的東亞日報退休記者金泳燡博士,提供我很多卓見,銘感五內。三位作序推薦的摯友:李敏勇、陳儀深、曹長青的熱情與盛意,沒齒難忘。本書的疏漏、不足與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識於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