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生報停刊談台灣的新聞教育
 
 
我們推出「全民記者網路報」的問卷調查兩週之後,民生報宣布停刊,二十八年的壽命正式告終。時機的巧合,讓我不免有一些聯想。

這份報紙在民國六十七年初創刊,大約是我進新聞界、考進中國時報當攝影記者的半年左右。當時,在報禁時代很難有新報紙誕生,民生報給了新聞科系畢業生一個新的就業選擇;而且強調是不碰政治的軟性報紙,讓不少對政治冷感的新秀趨之若鶩。民生報第一代的記者裡,氣質美女如雲,簡直不下於校園美女的選拔秀,青春活力展現無遺。

它宣布停刊當天,我正好與一位失聯多年的政大新聞系校友通上電子信,我跟她說,「這份報紙好像是為我們畢業而辦,為我們離開新聞圈而關;因為我們都不在圈內,所以它也辦不下去了。」這當然是自我調侃的臭屁話。我要說的是,因為民生報的二十八年,正好就是我們大學畢業、從事新聞工作的資歷,我們見證了它的生與死。

這份報紙會辦到關門,真的是「很天才」,從五十七萬份的高峰,跌落到只剩五萬份的發行量,最後走上關門之路,坦白說,我一點都不同情它。因為它與時代脫節了,完全不知到讀者的需求;更糟糕的是,老闆的行事風格與員工的公務員心態,注定了這份不長進的報紙要被時代所淘汰。

正如國際媒體大亨梅鐸說的:「我相信我們太多編輯與記者都跟讀者脫節了。年輕人根本不想靠一個像上帝一樣的人在上面訓示他們什麼是重要新聞,他們不希望看到新聞像教條一樣。媒體從業人員顯然太過自滿了。」這段話正是對民生報最好的描述,也是它關門的原因。

而梅鐸這段話是在2005年4月中旬,對「美國新聞編輯人協會」演講時所說的,顯然民生報的國際新聞組沒有注意到這一則新聞。但是,一週之後,英國的「經濟學人」週刊就在一篇特別報導中,引述了梅鐸這段話,顯然民生報的編輯老爺還是不當一回事。

其實,早在四年前與三年前,「壹週刊」跟「蘋果日報」先後登台時,已經預告了民生報將會是第一家被殲滅的台灣報紙,但是民生報仍我行我素,不思力圖振作。它的版面設計,根本就是「十九世紀」的老掉牙,既無美感,也對年輕人毫無吸引力,它從來不想去改版、從視覺上吸引讀者。一副唯我獨尊的老大心態,怎能不收攤呢。

我形容它「很天才」,是因為這樣一份以影視、體育、吃、喝、玩、樂為主題,並以年輕族群為對象的報紙,竟然是由坐在辦公室的「老人」在主導,而且老主管的權威還不容年輕記者去挑戰。新進記者幾乎沒有發言的地位,只有乖乖服從命令去執行。久而久之,它的內部形成了官僚、威權與僵化的文化,是不容許被挑戰的。

一位網友在「媒抗版」上說,「民生報老同仁提到關門的辛酸,都認為最需要負責的是王效蘭本人。從五十七萬份跌落到五萬份,王家的經營方式還是沒變,民生報的高幹還自認為『自己才是正派、才是優質,才是最被讀者肯定的報紙』。這些話都是由王家所豢養的奴才,為了討好主子歡心,所說的違心之論。」

「諷刺的是,日前在告別晚宴時,無知的民生報員工還高喊:『發行人我們愛你!』喜歡被PLP的老闆,加上專會PLP的伙計,每天跟國王說『新衣很漂亮』,這樣的報紙走上關門之路,良有以也。」

「王家第二代因為經營家業沒有自信,所以都喜歡用聽話的乖乖牌,這些乖乖牌又專以當佞臣為能事,逼使有個性、有才氣紛紛出走,所以什麼樣的奴才辦出什麼樣的報紙,辦到關門大吉,活該!」話說得很毒,但都是事實。

民生報關門後,媒體圈關注之聲不絕於耳,從各相關網站的貼文都看得出來。但更有趣的是,我沒有看到一位民生報同仁發出怒吼,甚至至少發出一點聲音讓外界來聲援,完全沒有。我後來從他們同仁的部落格文章中才知道,他們因為正在與資方協商優離條件,不希望橫生枝節,所以不便對外發言。

這樣的員工也真的是很天才,被老闆從背後重重砍了一刀,臨死之前,連哀鳴都不敢發出一聲。這樣的員工也難怪會有這樣的遭遇。這到底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呢?

前幾天,我跟傳播學者聊天,我說,如果我是媒體老闆,我會下令「絕不錄用」在民生報當過記者或主管的失業新聞人。不用該報記者,是因為他們是一群沒有個性、沒有主見,更沒有膽量與勇氣挑戰上司權威的記者,這樣的記者,絕不會是「好記者」;不錄用該報主管,則是因為他們是不長進、與時代脈動脫節,不顧讀者需求的「新聞公務員」,他們把新聞工作當公務員在做,他們有幫老闆把報紙辦垮的紀錄,誰敢再讓他們來辦報呢?難道要讓他們再辦垮另一份報紙嗎?

公務員性格的人,是不應該從事新聞工作的。因為保守有餘、開創不足,更糟糕的是,他們只求過溫飽的安穩日子,對上逢迎拍馬,對下欺負壓榨。凡事只求自保,沒有擔當,更沒有個性。所以,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台灣的新聞工作者,會把新聞工作當做大鍋飯的鐵飯碗,一直幹到老闆關門才被掃地出門。

二十五年前,我得了四個新聞攝影獎之後,決心離開極不受重視的新聞攝影工作出國留學,當時民生報老闆曾經問我,是否願意到該報當攝影組的組頭,我很婉轉地謝絕好意並以開玩笑口吻告訴她,「民生報這種屬性的報紙,最應該突出視覺效果,如果一張好照片能夠得到第一版整版的待遇的話,我一定加入民生報。」雖然這是婉拒的藉口,但也是我對這份報紙的期待。

從韓國唸書回來以後,民生報老闆又輾轉透過當時在聯合報坐我隔壁的楊憲宏問我,是否願意到民生報當攝影組長。她還不死心,讓我很為難,但我知道這個老闆最不喜歡屬下拂逆她的意思,於是我告訴憲宏:「拜託轉告她,我到韓國唸的是『日韓關係史』,不是唸攝影,而且攝影技術都生疏了。」

從出國前到出國回來,被兩度關愛,我都婉拒了。因為我早已發現,那是「企業文化」的問題。即使老闆識才,但是她的伙計主管沒有氣魄與格局,會讓好的新聞攝影得到尊重。後來加入民生報的林少岩,以密蘇里新聞學院主修新聞攝影的專才,在民生報的體制裡還是敗陣下來。也因此,二十八年來,我從未在民生報第一版的門面上看過一整版就只呈現一張好照片的情況。

但如果它的版面長期靠視覺影像取勝的話,在報攤上絕對是最醒目、最吸引年輕族群讀者的一份報紙。但遺憾的是,這份原本最應該重視圖片與視覺的報紙,卻被傳統「文字編輯」的思考所宰制。如此,怎能不落伍呢?更別說它的官僚威權文化與上行下效的拍馬風氣了。

三年前蘋果日報登陸台灣時,民生報正好滿二十五週年。如果民生報的老闆與主管們,還力圖振作的話,就應該在蘋果來之前加緊腳步不斷改版、試版、改版,一直試到西門町的年輕族群都會眼睛為之一亮為止,然後去正面迎戰蘋果。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已屆退休年齡的老人,每天在報面上塞進四、五十條瑣碎、對讀者可有可無的「垃圾資訊」,版面的呈現仍是毫無視覺美感,它更像是一份「老人辦給更老的人看」的報紙,於是「延退留用」了三年之後,到今年終於被蘋果給逼退了。

民生報這二十八年的歷程,在我看來,真的就是「公務員記者」把新聞工作當公務員在幹的報紙,從老闆到伙計都是公務員心態。難怪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對台灣媒體不斷到香港去跟他取經,卻仍不思改進,取經取到他都厭煩了,索性自己到台灣來教,因為他很清楚,這些不長進的報老闆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其實,最早喊出要「蘋果化」的是中時報系的余老闆,也是他派最多人去香港取經,但是中時到今天連個蘋果的影子都沒學到,也許是它拉不下自詡「質報」的身段吧。台灣報老闆如此不知「求新求變」的作風,在黎智英看來,這場報業大戰實在太好打了。所以這兩年間,台灣報紙一家一家關門,也都在他預料之中。

媒體是以報導新聞為本務,應該最需要掌握趨勢與潮流,並且應該是跟著社會脈動而進步的行業,但是台灣的媒體業,卻是由一群最保守、最不長進、最不求新求變的老闆與夥計在經營,所以當然在香港人帶來新口味、新選擇的自由市場裡,接連遭到讀者的唾棄而一一敗下陣來。

連經營餐廳的人都知道,餐廳的生命週期是三年,也就是經營餐廳除了是「賣口味」之外,更是在「賣裝潢」。因為顧客是很現實的,如果門面裝潢太差,跟不上時尚潮流的話,一定會被淘汰,所以既要有內容的好口味,也要有吸引人的好門面。報業這個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的產業當然也一樣,民生報原本佔盡優勢,是厭惡政治新聞的讀者的最佳選擇,當年還曾經一度是「第三大報」,但是這些年來卻不知道求新求變,連妝點門面都不屑於做,這不是天才公務員自己找死,又該怎麼解釋呢?

我們再來看蘋果,它是如何把台灣的老字號報紙一家一家打垮的。除了是台灣報紙太不長進之外,蘋果也顛覆了一些台灣媒體的傳統價值。這跟台灣的新聞教育有密切的關係。

先不談蘋果帶來的惡質狗仔文化與悚動編法(蘋果自己種下的惡因,遲早會嚐到惡果)。它讓消費者得到「新」與「變」的選擇,就注定了它的贏面。我認為,蘋果對台灣媒體工作者最大的教育是,它戳破了台灣記者「不敬業」、「不認真」、「不追根究柢」的習性,以及更嚴重的:「不敢挑戰權威」的懦弱。

蘋果的記者都是以從事「調查採訪」、「深度報導」的態度在追新聞、在挖新聞,台灣記者的工作態度顯然差遠了。「得過且過」、「不求甚解」幾乎是我們「填鴨制式教育」下的產物。更不用說台灣記者大多只是在當「公關宣傳員」,替報老闆做公關、或替政府官員做公關。大環境長期下來都教大家如此做,所以台灣記者實在不配被稱為記者,他們比較像是韓國人所形容的「婢女業」。

所以,蘋果日報打敗了民生報,可以說是「香港商人」打敗了「台灣公務員」,也是「商業邏輯」打敗了「官場文化」,更是「新聞自由論」打垮了「社會責任論」的新聞觀。所以這也是港台媒體文化與價值的戰爭,甚至是兩種文化與價值的競合過程。

然後,我們不妨再深入去思考與探討,為什麼台灣的新聞教育所教出來的學生,會成為「公關宣傳員」或「婢女業」呢?我們的新聞教育問題出在哪裡?

台灣六十年來的新聞教育,與師範教育的「保守」跟「迂腐」特性毫無二致。

國民黨為了控制校園安定,讓老師教出「思想純正」的學生,於是對師資百般籠絡。師範教育體系在「公費」、「免繳所得稅」到「十八趴」的重重優惠保障(從十五歲一路保障到死)之下,早已成為台灣最保守、最不長進的既得利益集團。不過,黨國體制所形塑的一元化教育體系,已經因為十年教改帶進多元價值觀念而開始鬆動。

但是新聞教育這一塊始終沒有被挑戰過,加上報禁的特權保障而被寡占了半世紀。國民黨把新聞教育的重任交給政大這個黨校(其他學校的新聞系幾乎是政大新聞系的分支),所培育的學生就是要在媒體為黨國從事「思想控制」的人,它並不是要訓練真正的好記者去挑戰權威、去挖掘與報導事實真相。所以,新聞教育強調國家安全優先的「社會責任論」。

而報禁時代的媒體環境在一言堂的言論管制下,讓兩大報只要不碰觸禁忌,就能在特權保障下賺取暴利。當年王惕吾跟余紀忠爭鬥報業霸主,除了財務部門月例的密會共商如何逃稅的合作之外,一向互不往來,更別談合作了。兩人唯一的一次合作,就是聯袂去晉見蔣介石,央求別讓香港「星島日報」的胡仙來台辦報,因為他們的財力不是胡仙的對手。於是,兩報就在蔣家的特權保障之下坐大。

直到2003年蘋果日報在報禁開放十五年後來台,在特權翼護下的兩大報終於開始暴露溫室花朵的脆弱。企業體質的虛弱加上傳統新聞教育強調的「社會責任論」,終於不敵香港商人帶來的「新聞自由論」,於是開始顯露敗相,也才讓一些新聞從業人員開始自省與自覺,但是傳播學界仍未見變貌的跡象。

我曾經開玩笑地問傳播學者,同樣是新聞系教出來的學生,為什麼當年程度較差的香港僑生辦的蘋果日報,能夠打敗一個個當年最優秀的本地學生辦的報紙?那些已退休的新聞系老教授究竟做何感想?其實,會造成這樣的結果,與學生的素質關係不大,而是台灣的新聞教育種子在不同文化土壤所綻放的不同花朵。今天市場證明,台灣這朵花比較沒人愛買。

我要說的是,僑生辦的蘋果日報會打敗台生辦的本地報紙,說明了那些已退休的傳播學究所教的「三民主義新聞觀」根本是一派胡言。新聞系的學生真的可以把任何提到「三民主義新聞觀」的教科書,論斤秤兩拿去賣給收破爛的。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裡根本提都沒提到新聞媒體的問題,何來三民主義的新聞理論?當年只是因為「國家安全」的需要,所以黨國御用教授炮製三民主義的新聞觀,藉以強調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所以台灣的新聞科班教育就像是師範教育,教出來唯唯諾諾不敢挑戰權威的懦弱公務員記者,進而淪為黨國體制下只會搖旗吶喊的宣傳打手。

政大新聞系歷年的畢業生中,敢於挑戰黨國體制威權的,除了「刺蔣案」的黃文雄之外,我實在想不出曾經有誰因為挺身抗爭新聞自由而遭到迫害(許多新聞系教授甚至不敢承認教過黃文雄)?迂腐保守的老師則繼續教學生,「要乖喔,我們要當報人,不要當烈士。」結果,至今不但沒教出一位報人,好學生紛紛被老學究眼中的「爛蘋果」打敗了。這不好笑嗎?

當年最優秀的新聞系畢業生都想進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或兩大報。其中又以號稱「待遇好、福利好」的聯合報系,吸引了最多冀求安定的政大新聞系高材生,他們從此開始過著新聞公務員的穩定人生。只要聽話、不要造國民黨的反,就能夠高枕無憂,大鍋飯可以一路吃到退休,像終身保障的師範教育體系一樣。

當年的兩大報在報禁的「寡占性特權」保障下,成為暴利的既得利益者,不僅免稅也不需財務公開。甚至到報禁開放之後,挾著財大勢大繼續膨脹,完全不思改善體質,重塑企業價值與文化,繼續濫用新聞自由來保障自己的特權與利益。儘管企業不斷膨脹,版面也不斷擴張,但是內容與品質並未與時俱進,報老闆賺錢心術不正,也就縱容記者在採訪線上招搖撞騙,對記者的操守不聞不問。

直到香港的壹週刊與蘋果日報相繼進軍台灣,接連以灑狗血、驚世駭俗等「氾濫新聞自由」的作風,顛覆台灣的傳媒文化之後,才讓既有的媒體開始感受到威脅,即使想要振衰起弊,但是已經步履蹣跚,欲振乏力了。於是,報份銳減,廣告也大量流失。

面對這種情勢,我相信最難堪、最需要自省的,應該是台灣的傳播學術界。社會責任論的新聞理念,證明不敵「新聞自由論」的港式傳媒文化。即使蘋果日報的新聞寫作與標題用字粗鄙不堪,它的港式標題經常是狗屁不通或是極其蹩腳的中文。但是,蘋果記者認真敬業、強調紀律、深入追蹤新聞的態度,都不是本地一貫當公關打手的散漫、得過且過、不求甚解的習性所能比擬。所以,三年下來,不僅讓蘋果日報壯大成為大報,它與壹週刊甚至取代了中央通訊社的地位,屢屢以獨家新聞成為其他媒體競相跟進報導的依賴。

蘋果日報來自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當地是個「有自由、沒民主」的社會。他們辦報紙,沒有國家安全或社會責任需要顧慮,只有完全的新聞自由,跟西方媒體先進國家毫無二致。當然,香港更因商業文化的驅使而濫用新聞自由到不負責任的地步。

蘋果來台的時候,台灣已經進入民主化與言論自由的時代,他們除了前述給讀者「新」與「變」的選擇之外,還一舉戳破台灣報紙背負五十年的「三民主義社會責任論的新聞觀」,讓那些仍被戒嚴體制綁死腦袋、處處自我設限,卻又不敬業、不認真的本地公務員記者相形見絀,不紮實的功夫馬上露餡。

今天,藍綠陣營都因為領導人的操守與誠信問題,而讓媒體不再輕易相信政客,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讓我們重新塑造政治與媒體的關係,同時重新思考傳播教育的價值觀。因為媒體記者扮演的是守門人角色,他與政府官員是絕對的對立關係,他必須不斷地質疑政治人物的言行,而不是跟政客穿同一條褲子,成為利益共生的夥伴。

傳統新聞教育為黨國培養公關業、婢女業的時代已經過了,我們更需要的是,培養不再唯唯諾諾、敢於向上司與報老闆說不(頂多「換老闆」而已,不會當「烈士」啦)、敢於質疑官員操守或說謊的記者。新聞科系要想教出能夠打敗蘋果日報的學生,我認為台灣的傳播學者更應該拉下身段到香港學界去取經(要趁香港學界還沒開始教「共產主義的新聞理論」之前趕快去喔)。

中央日報與民生報在今年相繼停刊,宣告了「公務員記者時代」的結束。台灣社會應該去思考:如何重新打造能夠適應快速變遷新時代的「媒體觀」、「新聞教育觀」。媒體改革畢竟不是傳播學者的事情而已,新聞教育者的腦袋不改革,又如何期待他們教出來的學生有勇氣從事媒改抗爭?社會大眾不去深入思考媒體的弊病問題,光罵媒體又有何用?

台灣報紙一家一家關門,大家不應該只會「驚嘆」,更應該去深思何以致之?根本的問題出在哪裡?否則我相信,下一家報社關門時,大家還是只會繼續驚嘆與哀嘆而已!至此,我不再篤信台灣的新聞教育,因為過去的「黨化」與「奴才化」新聞教育,證明是誤人子弟、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