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驚雷」書評:亞洲「經濟民主化」的起步
 
 
「東方驚雷」書評:亞洲「經濟民主化」的起步

1997年爆發的連鎖金融風暴,改寫了亞洲的經濟成績單。亞洲研究學界傳統沿用的「雁行理論」,頓時黯然失色。美國的日本專家詹隼鳥(Chalmers Johnson)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蹟」或傅高義(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都成為笑話,沒人願再相信也毫無賣點。所謂「工業化亞洲的興起」這門顯學,也從大學課表上消失。這一棒打得不輕,讓全亞洲暈頭轉向。

當時受創極重的泰國、南韓與印尼,在五年之後,只有南韓真正浴火重生,重新站立起來;頭雁的日本,迄今仍沈陷於泡沫經濟爆破的泥沼。南韓排名第三的大宇集團完全崩解、被外商併購,讓亞洲大財閥震驚不已,因為他們一貫的護身符:「大馬不死論」,從此成為絕響。

本書作者紀思道在書中說,亞洲經濟危機迫使各國更加重視市場、民主和法治。「壓力來自外人。有些外國公司引進對股東治理的新態度,更加重視獲利能力。亞洲金融危機促成極大的反省,各國無不深思如何創造適合重振生機的制度。」成長與擴張不再是企業目標,保障投資人的最高利益,才是企業經營的要務。

若問金融危機給亞洲帶來的正面效益為何?我認為,體認與落實「經濟民主化」,無疑是最有價值的收穫。簡而言之,就是讓亞洲人學會「做自己荷包的主人」,讓他們體會「選擇的自由」的可貴。

本書對台灣著墨不多,也許因為台灣比起周邊受難的國家,經濟體質更堅實,政策執行較成功,也沒有鉅額的外債負擔;而且,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原理在台灣被充分活用:台灣每年可以倒閉三萬多家企業,再誕生四萬多家新公司,這樣的優勝劣敗機制,讓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在經濟民主化的實踐上,更優於日本與南韓。

但是沒有經過金融風暴的侵襲,對台灣的經濟是福是禍,現在仍言之過早。過去幾年間的不景氣,對台灣只能算是小試煉,並不像南韓有那樣大徹大悟、大破大立的機會。儘管台灣政府倡言「拼經濟」,但更重要的應該是,人民「由奢入儉」、「回歸務本」的意志有多強。

比起紐約時報同僚傅利曼的賣弄,或哈佛教授杭廷頓的吊書袋,紀思道、伍潔芳夫婦這本《東方驚雷》寫得相當平實,他們以現場採訪的實例來徵引,頗有說服力;而且報導體的遣詞用字,也讓讀者易讀易懂多了。

不過,很顯然他們對亞洲的未來是持相當樂觀的態度,這和章家敦對中國的悲觀成為強烈對比。亞洲的未來繫於中國的出路,殆無疑義。不過,中國完全抄襲南韓的發展模式:以奧運帶動國家的建設與發展,在時移勢轉的21世紀,是否仍能奏效也值得觀察。

紀思道沒告訴讀者,1988年漢城奧運後,南韓曾有生產過剩的停滯,加上人民在富足與自信後的強烈民主慾求,導致工運勃發與工資爆漲,讓盧泰愚執政時期的社會動盪失序,這是2008年之後中國同樣必須面對的嚴峻考驗。北京奧運之後,中國何去何從,才是亞洲未來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