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心•台灣情」金容沃自序
 
 
「韓國心•台灣情」——三十年後的再發現

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像友情這樣高貴。我和朱立熙先生相遇在1980年代初的一次飛行途中,當時的記憶雖已模糊,但我們持續到今天的友情,給我的人生帶來許多的喜悅與醒悟。朋友經常是一面映照的鏡子,讓我能夠反芻與反省。然而,我跟朱立熙先生的友情,並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友情而已,似乎也可說是台灣與韓國這兩個文化圈、兩個國家之間友情的一個象徵。

二十琅璫歲的浪漫,任誰都是那麼的熱情與熾烈。我像熔岩般湧出的熱情的最初噴出口,就是台灣這塊陌生的土地。當時像我一樣家世背景與學問性向的人,會選擇到台灣留學,也算是相當特殊的事。其實我是要去美國或英國留學的,但是我的腳會轉而踏上台灣,是受到方東美教授以英文寫的一本小書「The Chinese View of Life」(中譯本為「中國人生哲學概要」)所影響。當時方教授在台灣大學哲學系專注講學,因為聽說他不久就要退休,我為了聽他的課,便決心到台灣留學。我現在其實想不起來那本書的內容,它以華麗的英文文體來禮讚中國人的智慧(Chinese Wisdom),但並未提供明晰的語言或細密嚴謹的邏輯。只是從所謂東方與西洋的總體宇宙論的二元論對比中,指出中國人智慧的優越性,是相當刻板的古典思想框架。今天重讀的話,它的問題意識並不會特別吸引我。但是當時我還太年輕,年輕讓我有過浪漫,一個小小的知性冒險就讓我受到幻想性的衝擊。首先,這本書讓我看到,可以用華麗的英文來陳述中國古典(譯按,泛指「漢學」)的內容;其次,中國的古典不致遭到西方觀點的扭曲,而能在中國人的自負之中驕傲地對外宣揚,這讓我發現了人生的新的可能性。

我已經有著使命感,要把自己既有的想法大膽地陳述出來;同時,也對語言學(Philology)有一股企圖心,想要學會構成東西方哲學要素的語言,包括漢文、英語、華語、日語、梵語、德語、法語、希臘語等,就足以使我人生的熱情燃燒。在這個意義上,方東美教授是位偉大的老師,他培養了我寬厚的知性好奇心,他對我展示了多元的世界。尤其,不論儒家、佛教、道教、老莊哲學等的思想體系,都分割成像既有的專業領域一樣,是不能互相牴觸的;也讓我認識到那樣的學問世界,一個人是不可能隨意就開講的。專攻儒家的人,把佛教或老莊視為異端;專攻佛教的人,則把印度哲學的權威供奉為至高無上,所以儒家也不去深入鑽研老莊。方教授首先幫我拆除了這樣的藩籬,而讓我能夠擁有方教授無法接近的許多世界。因為我有「高等批評」,或謂「形式批評」(Formsgeschichte)的基督教聖經神學的尖端領域,或韓國哲學、日本哲學的世界,以及更精緻的西洋哲學等的問題意識,他的啟發讓我發展成極寬廣又強烈的知性刺激。

事實上,與其說是哲學家,方東美教授更像是在孤獨的曠野中吶喊的詩人。「乾坤一戲場,人生一悲劇」,就是他的吶喊。方教授年輕時就與他安徽省的傳統女性妻子離婚了,後來與非常迷人的新女性再婚,他的太太主修莎士比亞文學。也許方教授說的「悲劇」,指的就是莎士比亞的悲劇中的情境,糾結了自己人生體驗的許多轉變。當他在講述中國智慧的優越性之際,一直翼護他自身際遇的中國文明,卻淪落到放棄中國、敗退到台灣的窘境,也許這就是他所指與莎士比亞悲劇作品相同的地方。

當時台灣大學盡是從大陸避難而來的傳統學問大師,像屈萬里、鄭騫、臺靜農、戴君仁、巴壺天等元老教授,他們都有著中國文人的品格與風範,我就是從他們對中國過去思想家的感情而鮮活地嗅到中國文明的香氣。而且,當時台大附近的餐廳,雖然都很素樸,但豐富又高格調的中國味覺,也飽足了我的口腹。於是,中國人的心靈(Chinese Mind)滋潤了我的內心。大陸多元地方匯聚到台北這個窄小籬笆裡的知識寶庫,其中,方東美教授的課程,展現了他思想上深度與廣度的傑出面貌。我成了他最後的弟子。

但是,方東美教授的精神世界有著巨大的缺點。首先,就是太過權威主義了。除了圍繞在他周遭少數追隨的學生之外,其他人很難輕易接近他;也就是說,方教授的道統,被連結起來的一些學生的銅牆鐵壁給禁錮起來了,而在這些學生之間,也被微妙的權威主義傾軋所糾纏。中國哲學的精神,在於「解脫」,在於「存在的自由」。柏拉圖雖想要以宇宙的實存觀念來解釋「存在」(Being),但中國的賢者重視生命的自由,更甚於對實存(Reality)的解釋。如果希臘人是問「什麼」(What)的話,中國人則是問「如何」(How)。如何生存的實存性問題,要比宇宙是什麼的存在論問題更為重要。方教授雖然說,人類高貴靈魂的飛翔與逍遙,但他本身並不是個解脫的人。而且,他的思辨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最大缺陷是,政治意識的欠缺。而且,大部分包圍他的學生,都是大陸來的外省人子弟,把國民黨的反共意識型態當作顛撲不變的真理,盲目地接受。方教授在課堂上,也毫不猶豫地吐露他對共產主義的憎惡與敵意。

我經歷過「四一九學生革命」以及其後接連的激烈學生運動,對於無條件地服膺反共意識型態,非常地陌生。李承晚與蔣介石在歷史上是性格很類似的人物。他們都篤信反共理念,他們都沒有群眾基礎,他們都靠美國的支援而生存。然而,我們朝鮮的學生在1960年就把可惡的獨裁李承晚推翻了,但是我到台灣留學的1970年代初期,要靠人民的力量把蔣介石推翻,簡直是無法想像的困難。而且,「毋忘在莒」的標語還高掛著,像是可以實現的歷史目標,而二二八事件的呻吟聲,則被完全抹煞了。我很自然地與抗拒反共理念的所謂左派傾向的學生密切交往,但是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們是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子弟,也不知道他們的親共性格並非單純的反體制的良心表露,而是具有另一種體制導向性格。在韓國,對於共產主義的同情(Sympathy),被批判是反共理念的無知覺僵硬性更甚於對共產國家的同情,對人類平等的摯愛具有更抽象的性格;它並非完全脫離人道主義動機。容共也應該包容批共。

我對傳統學問的熱愛,並非衍生自右派的國粹主義,反而是基於對無條件盲從西洋思想的所有右派傾向的時代思潮的抗拒性格。那是超越左、右派理念,無政府主義式(Anarchist)純潔性的表露。因此,我特別喜愛老子。老子的「道德經」一書,比起我們從高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以及巴庫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等人的著作所感受到的任何體系,更徹底、更廣泛。西方從真正意義而言,並不存在無政府主義。既然不是以深奧的自然主義為前提,某種地方自治主義(Communalism)也無法擺脫邏輯的貧乏。老子對人類的社會制度,對語言、甚至理性,都徹底予以否定;但是他對自然則徹底肯定。他所說的自然,並不是名詞,而是所謂「自然而然」的開放性無限狀態,是述語的狀態。

我雖以台大哲學系為中心結識許多左派傾向的知識份子,並且有了深交,但因為當時所謂的「台獨」,像是不能說出口的可怕幽靈,也就無從瞭解它的本質。而且,我也沒有機會學習台灣話,對台灣的歷史或台灣的本土文化,也就無法有更多的認識,我只能在席捲台灣的中華文明的浮流中悠游,直到我頓悟「台灣在中國之前就是台灣」這句話,我已經耗費了很久的時間。那是從美麗島事件開始到陳水扁總統登場為止,若不以蒙難的台灣人民覺醒的歷史為前提,是不可能頓悟的歷程。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享年八十九歲結束了他榮辱的一生。接著,在四月三十日美國嚐到了越南戰敗的苦楚。蔣介石的死亡,意味著「東亞三十年戰爭」的終結。所謂「東亞三十年戰爭」指的是,從明治維新出發的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亞撒下的各種罪惡的種子,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敗亡而綻放惡花的三十年歷史。這段歷史的開端,就是1945年之前就展開的國共內戰。國共內戰的結果,是蔣介石的敗亡,台灣被「中華民國化」的悲劇性事件。但是,悲劇在台灣還沒結束。1945年8月15日,朝鮮半島的親日派餘黨勾結了親美派政治勢力,與共產勢力展開了內戰;這場內戰的狀態是,與美蘇南北分割體制的各種矛盾重疊,進而發展成為1950年6月25日韓戰的爆發。韓戰雖然是韓國內戰的開始,但真相是國共內戰指揮棒的交棒延續。我們應該要記得一個嚴肅的事實:韓戰的主導勢力,就是跟八路軍艱苦奮鬥,而挫敗國民黨軍隊的「朝鮮義勇軍」。而且,韓戰也演變成為所謂「抗美援朝」的中、美戰爭的狀況,然後又成為美、蘇的戰爭;而在確立美、蘇冷戰體制的世界史架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而後,再擴大發展成為越南戰爭。東亞這場三十年戰爭,最後是以尼克森宣言促成美中和解而在1975年終結。蔣介石就是在這一年離開人世。從1945年到1975年籠罩東亞三十年的戰雲總算散去,台灣與韓國才開始吹起民主的春風。

蔣經國深知只有開始政治改革才是國民黨在台灣能夠繼續生存的唯一道路;而南韓慓悍的軍事獨裁朴正熙,則在(中央情報部)宮井洞的秘密料亭「安家」被自己的親信抓住,被扳機扣發的槍彈射殺,像裊煙一樣消失了。軍人獨裁朴正熙的歸西,也意味著延續日帝三十六年殖民統治慣性的「開發獨裁」時代的終結。朴正熙在日據時代就讀滿州軍官學校,然後再從日本陸軍士校畢業;是一個被徹底精神武裝,對天皇陛下可以像櫻花花瓣般奉獻性命的皇國臣民。接著,在解放之後,他加入大韓民國國軍,而且受到社會主義者的胞兄影響,變身成為國軍內的「南勞黨」高級幹部。後來受到國軍內部的共產黨抗命事件,亦即「麗水順天叛亂事件」的連累,被宣判了死刑。但是,他卻以檢舉南勞黨同志的變節行為,為自己撿回了一命,而在軍隊裡奇蹟式地活了下來。於是,再經過韓戰,一路晉升到陸軍少將,在1961年發動軍事政變而成功掌握政權。最初,美國把他的政變視為左派政權的登場;但是朴正熙徹底走向右派軍事獨裁之路,因為那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在世界歷史上,像朴正熙一樣不斷地變節自己的信念,還能夠過著英雄式生涯的人實在罕見。那也意味了二十世紀韓國歷史的挫折與變節。

朴正熙遇刺死亡不到兩個月,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直到當時,台灣人還未能預見民進黨的誕生。他們認為台灣的民主化發展會那麼快速,是太漫長的戒嚴暗鬱把他們的希望光芒遮掩掉了。1986年民進黨創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1988年蔣經國死亡、李登輝繼位,1996年首次舉行總統直選,2000年3月陳水扁當選第十任總統。做夢般的歲月,真就那麼精彩耀眼地過了。事實上,如此的歲月推移,在東亞只有台灣與韓國能夠這般幸運。是啊,那果真是幸運嗎?

現在,糾纏著台灣的最大懸案,就是有關「台灣認同」(Taiwan Identity)的問題。台灣果然是一個國家嗎?對我這樣的質問,一定會有人感覺受辱;但台灣的歷史說明了一個事實:大多數台灣的住民都不太去思考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台灣的歷史是個殖民地的歷史。經歷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鄭氏王朝、清領、日帝、國民黨國,這所有的過程都是殖民地政治型態的產物。透過這樣漫長的殖民地政治型態,這塊土地上的住民並沒有形成以統一主體構成的主人意識。只期待誰能來治理好就可以,而欠缺自己要成為主體並建立國家的正體性(認同)。十七世紀以前住在這裡、被稱為原住民的高山族或平埔族等,只是以部落的狀態散居各地,並未具備任何統一的國家意識。也就沒能培養出具有成吉思汗一樣視野的領袖,儘管有著對局部土地的摯愛,仍想要跨越侷限來大一統各部落。而且,他們不論是南島文化系(Austronesian)或大陸文化系,都是從外部移住進來的。因此,台灣史前的長濱文化或是左鎮人、網形文化,是無法被當做台灣主體性的基準,來進行討論的。

其實,大韓民國也不是獨立的國家。到1910年為止,這塊土地上存在著朝鮮王朝;然而,還來不及成為現代公民國家,就遭到日本帝國主義魔掌的摧殘,將朝鮮王朝滅亡了。1910年朝鮮王朝被消滅時,這塊土地上出現了兩種潮流。其一是,高喊「衛正斥邪」的儒林復辟運動,另一是,主張建立新共和國的先進開化思想家的愛國啟蒙運動。前者主張對日帝展開武裝鬥爭,後者對日帝則多少有些包容。後來反而在啟蒙運動家當中,產生了許多親日派。但是這兩大潮流在日帝強佔九年之後,1919年爆發的三一獨立運動時匯聚為大統合。那是一個全民族性的獨立運動,對中國的五四運動也給了相當的刺激。朝鮮人民透過三一運動而覺醒,也就不再對復辟抱持希望。進而對世界萬邦宣告:「朝鮮為獨立國,朝鮮人乃自主民。」全體國民都抱定必死的覺悟,走上街頭高呼萬歲,並宣示為獨立國、自主民,這在世界殖民地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就在同一年,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與散居世界各地的朝鮮人,有志一同在上海建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而臨時政府的建立,國民黨幫了很大的忙。

現在,大韓民國憲法的前文中,雖然明確記載著:「我們繼承三一獨立運動建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之法統。」但是這句話根本就是個謊言。現在的韓國,根本不存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法統。李承晚(1875~1965)雖然在早期擔任過臨時政府短暫的大統領,但是他是被臨時政府彈劾的人,也是在解放後掌握政權的過程中徹底鎮壓臨時政府的人。解放之後,大韓民國把臨時政府的法統徹底斷絕了。而且,臨時政府或是光復軍在1930~40年代,都是靠著蔣介石的資金支援而存活的組織。然而,解放之後到韓戰爆發當中,政治鬥爭最激烈的五年,正就是國民政府沒落而逃亡到台灣的過程。在國民政府沒落之際,臨時政府得到國民政府的援助而掌握政治版圖,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說法。而且,臨時政府(最後的重慶時期)的重要幹部,大致都是抱持右派理念的人。臨時政府最後的主席金九(1876~1949)也是堅持右派理念的人,以致於解放後掌控與主導複雜多端情勢的能力也就稍嫌貧乏。因此,與臨時政府關係深厚的中道左派、卓越的武裝鬥爭論者若山•金元鳳(1898~1959),或是左右兼修並且具備宏觀視野的民族主義者夢陽•呂運亨(1886~1947)之類的人物,很早就遭到罷黜。

1919年我們宣佈獨立,但那只不過是宣佈而已,並不是實質的成就。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的投降宣言,讓我們從日帝得到「解放」,雖然是不爭的事實的,但我們並未能「獨立」。所謂獨立,就是能夠獨自站立,若不是以完整個體的成立為前提,獨立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那五年間血腥惡鬥的美、蘇分割佔領政局,終至演變成韓戰的同族相殘悲劇,而在三年之後以停戰結束。所謂「停戰」,是戰爭休止的狀態,也就是說還在戰爭中的狀態。而國民熱切期待將停戰協定重新簽訂為和平協定,也完全不被理會。因此,大韓民國還不是獨立的國家;只是一個所有東西都仍停留在未決狀態的渾渾噩噩的分裂國家而已。而且,還是一個以親美右派理念為主流的保守性國家。若把那個理念的根深挖進去,則是親日勢力的溫床,還無法擺脫殖民地心態。從大多數國民渴望的主體性都遭到拒絕的脈絡來看,台灣與大韓民國這兩個亞洲唯一的民主國家,命運實在是一樣。不過,雙方所謂的「獨立」,其脈絡正好背道而馳。

在韓國所謂的「獨立」,是指南北韓的「統一」;但是,台灣所謂的「獨立」,則意味了兩岸的「分離」。然而,這個所謂獨立的主題,若將它兩極化到統一與分離的二元論狀況來討論,是很危險的。韓國的統一,並不是意指兩個國家體制的「合併」,那是暴力的,結果就是意味了一者對另一者的隸屬。因此,韓國所指的統一,是以兩種體制的徹底認同為前提來漸進增進交流的過程。韓國一直到1948年以前都是一個單一的國家,所以只要擴大交流便能自然地形成一個國家,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不過有趣的是,兩韓無法如兩岸一般展開進一步的交流。因為這種交流本身,包含了許多招致體制崩潰的嚴重要素。

  大陸不管變得多麼開放,但要談論到體制的根本性崩潰,它仍是一個過於巨大且強大的國家。不過就北韓而言,開放也就等於意味著體制的崩潰。特別是美國的保守勢力,彷彿非要北韓從這地球上消失心裡才痛快,一直持續發表了自認為能威脅北韓體制的談話、持續反覆所謂「邪惡的軸心」這種荒謬的論調。要說「邪惡的軸心」,地球上沒有更甚於美國這個邪惡軸心了。大家可以去聯想劇作家哈洛德.品特(Harold Pinter)最近在歐洲戲劇獎頒獎典禮上發出的反美怒吼。總而言之,美國不會以這種方式對待中國。北韓就像越盟一樣,是地球上與美國這種罪惡直接展開戰鬥而存活下來的稀有國家。北韓擁有相當程度的榮耀以及道德的純潔性,並將這樣的價值以「主體」的哲學來表現。雖然看來有點笨拙,但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他們要求在開放之前對體制的安全保障。如果大國不能給予這樣的保障,那也無法稱得上是大國。

  兩岸的分離終究不是意味著斷絕。民進黨的勝利,雖然在心情上達到了期待的爽快台灣獨立,但是所謂的台灣獨立,絕不是意味從華人文明的總體同質性脫離。追求台灣自主性認同的人,雖然有意將高山族的原住民文化塑造成新的主體性根源,但是已經流露出高等中國文明的大多數台灣人,並不認為能以這種水準的新鮮感促成有價值的生命滿足。儘管對台灣的本土歷史或文化一無所知,卻讚嘆故宮博物院的古物,固然是有問題,但將故宮博物院的古物都視若敝屣,只追求屬於台灣的獨特價值,也明顯有違常理。

  關於台灣的主體性,最關鍵的問題並非如此難解。其關鍵在於少數無知的外來人利用刀槍的權力來壓迫,不合理統治大多數和平而且井井有條生活的台灣人。那是1945年10月25日,集司法、立法、軍事、行政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陳儀,從最後一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手中接過投降書之後所開始的歷史。國民政府軍隊接收台灣,分明是比日本的殖民統治還要無能、無秩序、更加貪婪的。那不是「接收」而是「強盜」。1947年經歷了至少死傷二萬人以上的二二八事件,更加深了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那是中國國民黨政府黨國體制(Party State)的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以及藉著三民主義之反共理念的非現實性僵化相互結合之後,在大多數台灣人心裡刻下的痛恨。今天的台獨主張就表露出這樣的痛恨,是非常當然的因果報應,就算用何種理念當作外衣,也無法遮蔽自作自受的後果。

  台灣這個國家如果能夠完美地實現獨立固然很好,不過對於這項目標,事實上即使本省人也未必抱持很堅定的信念。因為長期以來不存有獨立國家思考的他們,對獨立當為性的價值觀就不如韓國人堅定。常有台灣人說他們喜歡日本人,因為他們認為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沒有那麼殘酷,至少比國民黨的統治來得有原則與秩序。不過認為日本殖民統治好過國民黨權威主義統治的想法,也使得台灣獨立無法實現。本質上,那是對殖民地奴隸狀態的容忍,與獨立的距離是遙遠的。我與「台獨之父」史明先生見面時,他也明白說出這點:「如果對日本殖民統治還留下鄉愁,台灣獨立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台灣人有必要先從否定日本帝國主義姿態開始,建立明確的歷史意識。」此外,中國政府不會容許台灣成為獨立的國家。以目前兩岸交流深化的情況下,台灣有許多人並不希望與中國正面對決或過度的摩擦。不過我認為,阿扁的姿態相當正直而且正當。但是似乎有不少台灣人是以不安的視線在看著他。

  即使台灣的主體性問題不在於國家體制的問題,也必須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各方面確保其獨立性,這是台灣多數人民的期望。這樣的問題不僅是台灣人民自己的希望,也是渴望世界和平的所有地球村人的希望。台灣如果成為另一個香港,究竟對中國有什麼好處?而且,台灣的主體性問題,不能以外省人與本省人對立的角度來看待。基本上那並非理念的問題,而是攸關大多數人民的安寧、秩序與福祉的問題,是喚起民主覺醒的人權問題。那些以反共為由鎮壓大多數人民的人,現在成了親共的前鋒部隊站在前頭,在這樣的局面下,理念正當性的基準到底要放在哪裡?台灣的主體性問題成為政治談判的交易品之前,必須對人類學的本質性課題狀況有個清楚的認識。

  以世界史來看目前台灣自主的主體性,事實上它也獲得希望中國這個「邪惡怪獸」(Leviathan)被圍堵(containment policy)的某些勢力的支持。盼望台灣自主主體性的人雖然是進步理念的持有者,但也有著必須得到日本右派勢力或美國保守勢力的支持才能夠生存的諷刺。中國對西方世界這種兩面遊戲感到非常不快,並且對遊走在兩面遊戲狹縫中的陳總統感到非常不滿。

  不過中國必須覺悟的是,中國反正是個大國的事實。老子曾說過:「大國者下流」(61章)。大國若要居上支配,那也只是上流的一道支流而已。大國只能位居大江的下流,只有居於下流才能匯集上流的所有水渠。因此大國只有位於小國之下時,才能取得小國。中國這個大國的傳統價值,就具有這樣的包容性。它懂得回饋更多給朝貢的小國,攻打朝鮮並不直接統治。不能因這個世界想要圍堵中國就因此感到不悅。中國反正是大國,威風凜凜、有力量,自主的未來也獲得保障。這樣的大國如果志在於小國式的霸權主義,反而會招致分裂與自取滅亡。對中國的圍堵反而能培養出足以統治中國的內在力量,反而會讓中國更健康。中國具有諸子百家的多元哲學,既有道家雄渾的消遙,更有儒家包容的道德性與冷冽的現實合理性。它避免了西方宗教狂熱的獨斷,也不猶豫地接納科學思想,或男女平等、人類平等以及有教無類的理想。這樣的中國如果對台灣問題呈現焦躁感,那也就承認了中國文明的虛弱。

  隨著支配20世紀後半的美蘇冷戰體制的瓦解,在21世紀新出現的世界秩序的最大議題是中國這個新的大國的登場,而美國也將不斷煩惱著該如何培養中國以及該如何牽制它,歐盟諸國的立場也是大同小異。在世界史的最前衛有著靠阿扁代言的台灣人民的鬥爭,台灣人似乎還無法意識到這個世界史的意義。

  不過在世界的新秩序裡,中國這種大國的登場如果是意味著「另一個美國」的怪物的登場,那麼人類的未來將會非常的不幸。到20世紀初期,世人對美國「自由女神像」的期待,被美國自己慘不忍睹地打垮。如果中國承接這樣垮下來的大國權杖,那麼世界上有誰會承認中國的道德正當性?中國有義務向世人揭示與20世紀美蘇所誇耀的霸權主義不同的道德理想。這乃是我們之所以批判西方柏拉圖以來的二元論,讚頌孔子中庸思想的原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如此中庸的教誨豈是廢話?

  關於台灣的主體性,我在此做最後的探論!台灣人必須覺悟的課題狀況是,台灣的主體性問題不是引發和中國武力衝突的問題,反而要讓中國健全地發展、培養成大國,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21世紀世界史的極大關鍵。那是台灣人對世界史的使命。我在此所指的「台灣人」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現在我們必須從那無關緊要的意識型態或是來源意識中脫離。在台灣生活的大多數外省人,第一代已離開人世或早已台灣化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就已經是取得了台灣主體性。台灣越是形成自主的文化,反而越能建設人類豐富的未來,也更能進一步開拓中華文明的可能性。台灣絕不是中國的過去或現在,只會成為未來。台灣是中華文明未來的可能性,也是中國這個文明的展望。台灣文明的成果一切終究只會包容為中華文明的成果。

 那麼要如何追求台灣主體性?那絕不能光靠排斥中國文明或是對台灣原住民海洋文化的一味追求來達成。必須對台灣本身的歷史有深入的洞察,以及對目前生活在台灣的大多數人的文化有整體性的吸收。也就是說,必須以人為本位的角度去發掘人的所有可能性。擅搞政治鬥爭的人只繫念於自身理念的獨善,而能實現其理念本質的華嚴的關係樣相總是黑暗的。政治性目的,經常是無法綜合掌握處於為實現其價值的有機關係網裡的整體狀況。因此不論韓國或台灣,主張改革的人總是不成熟的。其實看起來不成熟的本身,也是他們的誠摯與魅力。不過大眾卻不能容忍這種不成熟太久;但我們也不能因而原諒反動性的倒退。

  最近我看李安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這部電影,它不談中國的問題,也不談台灣原住民的問題,而是透過生活在美國鄉間的特殊人民的人生,將很平凡但深奧的人的問題非常細膩地描寫出來。將它解釋為老套的同性戀主題是不行的,我認為這部電影的主題在於人的絕對性孤獨。不管是男、是女都無法填滿的人的空虛感。而且這樣的主題所投射出來的感動,比任何歷史劇的華麗來得更普遍、讓更多的人被觸動了心弦。不過,李安分明是台灣人,是台灣文明培育出來的人。我所認知的台灣,正是與李安擁有相同可能性的許多人居住的台灣。我也是台灣文明培育出來的人物之一。在國民黨將台灣鬱悶壓抑住的戒嚴統治下,我讀了十三經,也讀了大藏經與道藏,並且積極接受從大陸過來的大師們的教導。台灣即使在這樣矛盾的狀況也不斷地創造文明價值。我所認知的台灣主體性,正是像我、像李安一樣的人,真心的去愛台灣,用以創造出台灣人自己歷史的主體性。絕對不要感到挫折!絕對不要害怕!絕對不要悲觀!懷抱著明天的希望不斷前進吧!

  我曾是對盧武鉉的改革政府的勝出給予許多幫助、在他屈辱的每個關頭不吝於保護與忠告的人。而且,現在我也對我們朝鮮歷史的進步深信不疑。不過前幾天我在一個地球上最大的「新萬金」河口沙洲前,勇敢地進行了一人示威;在政府與媒體完全迴避我的狀況下,持續進行的孤單示威。在稻米將過剩一千多萬石、農田將成為休耕農地的情況下,那裡正在進行一個面積大於台北到基隆整個區域的填海成為陸地的巨大災難性工程。投資5兆元巨資,並將減少三百分之一國土價值的荒唐工程正在強行進行中。盧武鉉政府毫無知覺地放任這個有違常識的作為,還是在「民主」的名義之下!這無非是官僚主義安逸的陋習所造成的愚民政策。大法院的法官也對我的示威視若無睹,下達完成防波堤工程的命令。那是對大地的子宮、億兆蒼生的生命基地下達的死亡宣判。他們也沒去過沙洲,只翻了翻文件就安心地下了判決,我卻只能懷著悲痛的心在沙灘上輾轉不寧。

濛霧的沙洲
死屍的呻吟
亡靈的手勢
我以母親的子宮
抬起了靈柩
哦咿喲 漁火
相思的呦
打寒噤的
人類的無知
玄虛魂魄的原野
屍骨的旗幟正飛揚
我灑下太古的風
本為
眾生的共業
再怎麼
想要遺忘
也無法忘懷的是
在日漸枯涸的沙洲上
晶瑩的雙瞳
望海也逝
望陸也逝
我們所吟唱的是
永劫的葬送曲
咿咿喲 漁火
相思的呦

  秉持與思想相符的良心,並以行動展現良心,確是一條孤寂的苦行之路。不過,從外交被孤立的台灣這個國家許多同志堅強抗爭的模樣,讓我得到了力量。我也殷切期盼,我們這種人道主義的同志愛在21世紀的開頭,能成為展現人類的正道的一脈希望。

2006年3月22日夜 於首爾「駱閒齋」完稿

(朱立熙、游橙絮 合譯)